文／胡颖

    　美国的教授们把汤婷婷的小说作为当代美国文学课、女性研究课、族裔研究课、人类学课的必读教材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前几天，一位刚从美国到复旦加盟陈思和教授世界华人文学研究的朋友请我去上海参加文学节，就见到了汤婷婷！与他们夫妇一天半的认识时间，竟可以畅通无阻地像老友般谈家居、谈孩子、谈退休生活、及个人喜好。想起几年前曾足足花费五年的时间，先在美国一年、后在国内4年，关起门日夜兼程、边磨边做以汤婷婷为主要对象的美国华裔文学博士论文。完成之际，只觉得厌倦天下所有的学术和研究，尤其提不得美国华裔文学与汤婷婷。暗自磨刀霍霍筹划干点自己的著述私活……现在来看，也是空想。

    我当时选定汤婷婷作为攻博研究对象，一是要把自己的外语出身得以归置在国内著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大家饶子教授的旗下，使它“合法化”；二是当时国内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尚处起步状态。电话聆听了母校陶洁教授几次口授指导，决定进入美国华裔文学领域，仔细看看那个把中国花木兰故事传遍英语世界的华人女作家究竟胡编乱造了些什么。

    去了美国大学听课，才真正知道了马克辛·金斯敦（汤婷婷的英文名）这位华裔女人的声威。教授们把她的小说作为当代美国文学课、女性研究课、族裔研究课、人类学课的必读教材。一位来自比利时的欧洲访问学者竟也在英语系开设当代美国文学课程，他在课上滔滔不绝大谈金斯敦、中国文化、花木兰。学生们反映出奇地好，说是角度新颖。以我私见，八成是欧洲男老师的翩翩风度，率先赢得了向以女生居多的英文系学生的眼缘。

    无论怎样，选择汤亭亭做研究，的确让我感到自己追随了世界学术时尚潮流。麻烦也正出于此，调集阅读大量的资料后，渐渐迷失了方向，该说的话，似乎西方各路学人都已说尽，我的任何想法都显得多余。于是，带着一包书和“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苦恼，打道回国。后来若非饶先生的感召和威严，我是断然不会就这个题目写成一本书的。饱尝了所谓学问对人耐力与心智的折磨，总算勉强找寻到一个自己能说几句话的地方——专讲汤婷婷书中关于中国文化的部分。

    汤婷婷人若其文，果然卓立不凡。见她第一面，就被她镇住。一头银色披肩长发、一袭黑色薄绒线衣、一件鲜红的毛呢大衣、娇小笔直的身材、干练不造作的拥抱问候。当她对着你笑的时候，满面细纹如同绽放的花朵，让人丝毫没有六十岁的概念。她说踏上祖先的故土，有一种感动。她说她的第一语言是汉语，她能感受到汉语的节奏和力量；她说在她的英文小说里，她总是实验性地加入汉语，使她的英语更加完美。她说她常常翻译人们的日常中文谈话。她说每当她重读自己的书，都会看到书里的中文。

    她的朗读，声音非常特别，发音极其地道，语调却明显带着一缕尾音，似她母亲“勇兰”的广东新会乡音。听她朗读小说，脑海里浮现出“教母”两个词；使我想起多年前听到过的艾略特朗读《荒原》的录音：低沉、神秘、诱人入境。

    汤婷婷的才思敏捷、想象力丰富早在书中已有领略。这次发现，她听人谈话十分专注，并能快速理解谈话者语义涉及的多个侧面，甚至包括你尚未表达清楚的背后内容。有提问者问她怎样看待哈金这些美国新华裔的写作，她的回答是，美国华裔作家这样的名称概念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也许过于狭窄，每个作家都想成为全球化的作家。在复旦讲演厅贵宾室里，她问陈思和教授，窗外为什么有那么多鸟叫声？同她加洲后院里的鸟叫声那么不同。这些鸟在讲述什么?或者想告诉我们什么？她会和小孩子一样驻足观看上海夜空圆圆的明月，猜测天空中一颗不移动的星星是飞机还是高楼。和书中一样，她仍然坚持己见，典型的美国六十年代一族。深刻怀疑政府，怀疑主流价值观。新近仍有白宫门前反战示威被警察关押的经历。她本人则以此为殊荣，每到一处，必宣讲无疑。

    我这次见到的汤婷婷和书中有明显不同的是，她越来越中国化了。她喜欢中国明式家具；拒绝咖啡，改喝中国茶。她信佛教，每日打坐冥想；并且开始练习中国书法。她告诉我，她听人说佛教徒一生都在习练如何画好一个圆圈。但是，一个人活到六十岁，便可随心所欲，信手画来，自成一体。我听着颇有感悟。一如既往，我不免又开始怀疑汤婷婷在改写或创造中国文化了。 （卫景宜，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汤婷婷：第一个进入美国主流的亚裔女作家

    2003年3月8日，受复旦大学邀请，华裔女作家Maxine Hong Kingston（汤婷婷）为众多国内研究比较文学的人士，献上了一场名为《五本和平之书》的讲座。

    《女勇士——一段鬼影憧憧下的少女回忆》（《The Woman Warrior :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是汤婷婷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的成名作及代表作，先后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此书于1976年出版后，获当年美国及全国书评界的一项最佳奖和安士菲尔德·任尔夫种族关系奖和女教师杂志奖；1977年又获美国《现代》周刊列为七十年代最优秀奖。这部小说的出版在美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部作品的文学成就和热销的程度在美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仍是美国学生的必读书目，她也因此蜚声美国文坛。

    一直以来，Kingston本身就在扮演一个“女勇士”，渴望用写作去影响和改变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误解和排斥。作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Kingston无法用中文写作和交谈，但她把青少年时代，从母亲所讲的故事中所听到许多有关中国的种种神话和传说、戏剧内容情节、中国风俗习惯及有关她的祖先们飘洋过海、希望在国外发财致富的传奇式的经历，和她自己的生活经验相结合起来，写出了一系列的作品，从而去寻求人类生存的真理，达到一种文化融通。

    “作为美籍华人，我认为写作是一种新的权利——力量资源，一种扮演社会勇士的新方法。权利源于了解你自己（民族）的历史；权利源于接受古老的故事和歌曲。在一个人讲故事和唱歌之中，另外的人就会获得这种力量。其实，不仅仅是书的内容，而且作为艺术的写作对社会都有影响。作家的责任就是在自身和他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帮助他人去了解人类的自身和社会。”

    汤婷婷说：“20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已经开始呈现出思想价值和行为价值多元化的倾向。各种哲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理论给人非常包容的感觉。另外加利福尼亚，特别是旧金山历来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伯克莱大学就是当年嬉皮士运动的重镇，旧金山每年都举行同性恋示威游行。我的小说涉及到家庭的隐私和美国的种族歧视，但家人和美国白人并没有给我造成一种压力。我反映的毕竟是现实。”但是她又说道，美国的文学评论界总是把她当作一个中国女性来分析，而不是一个有着独特写作风格的作家。“我们好像不被看成是作家，而是人类学中的什么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