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绍俊

    读书算不算行为艺术？当然不算。但读书的确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能量守恒，物质不灭，这是宇宙万物都必须遵循的定律，可惟独读书不遵循。想想吧，我们读完一本书，头脑里的知识就丰富了许多，这新增的知识从哪里来的，从书本里来的，可是翻开书本再检查一下，印在书里面的文字一个也没减少。这就是能量不守恒的读书。也许是由于读书的能量不守恒，所以读书中的一些行为会对人的一生产生久远的影响，我就把这样的行为称作行为艺术。

    第一个刻在头脑里的读书行为艺术是我四岁时的印象。那时候父亲为我订了一份《小朋友》杂志。也许我童年的启蒙就是从这份杂志开始的，但我那时候从这份杂志里读到些什么倒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或许还有一个张乐平的“三毛”，因为每期都会刊登一组《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但关于“三毛”的记忆与其说是四岁读《小朋友》时留下来的，还不如说是长大后反复看张乐平的图书留下来的。然而我会永远记得我小时候读《小朋友》，每当新的一期即将来到的那几天，我总是站在我家小院的门口，等待着父亲下班归来，一直等到暮色降临，我的目光都有些游散。而就在这时候父亲仿佛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似的，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如果这一天新的《小朋友》还没有到，我就非常失望，任父亲牵着我的手往家走去。但总会有一天，父亲把一份崭新的《小朋友》伸到我的眼前。我的眼睛一亮，双手赶紧接了过来，连蹦带跳地跑回家去认真地读了起来。

    小时候我的家境很不好，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书。上小学以后，与文字的情感竟是那么地热切，看到课本以外的任何一种图书，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痴恋。父亲发现我对书籍的渴望，在我放寒假的时候，他去市文化宫办了一张借书证，给我借了一本厚厚的图书，说让我假期在家里读。长沙市的冬天很寒冷，人们过冬天的时候有一个围在炉前烤火的习惯。家里生着一炉火，白天父母都上班去了，我就坐在炉前捧着一本厚厚的书阅读。我觉得那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最温暖的冬天，我觉得那时独自坐在火炉前的时刻特别地温馨，我觉得那一段的时钟走得特别地快，不知不觉中，桌子上的座钟就“当当当”地敲出了十二下。那时候肯定书上还有很多字我不认识，但这丝毫不妨碍我进入到小说的情景中，小说中的人物仿佛活灵活现地在眼前闪动。其实现在我一点也记不得当时读到了什么故事，也一点记不得小说中的人物。我只记得那次读的小说是康濯的《东方红》。后来我学习文学史，就知道这个长篇小说并不是康濯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是《我的两家房东》，我也知道了《东方红》是写农村生活的。我很纳闷，我一直在城市长大，一点也不了解农村，当时八九岁的我怎么竟会读得有滋有味？也许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也许就是这部长篇小说，开启了我的文学情趣。

    最激烈的读书行为艺术发生在“文革”时期。那是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我在长沙市一中读初中。突然之间，学校的正常秩序全都打乱，课也停了，老师也不来管我们了，到处贴着大字报。但我们每天还跑到学校来。有一天，一个同学急急忙忙跑来叫我，说，快快，图书馆都撬开了，再不去，就没有书了。我跟着他跑到学校图书馆。图书馆无人看管，书库的大门虽然还锁着，但墙上的一扇窗户被砸开，同学们从窗户爬进书库。那一刻我很兴奋，有一种冲上战场的激动，一个翻身就从窗户上翻进了书库。书架上的图书已经凌乱不堪，地上也堆着书籍。我只记得当时的头脑突然出现了空白，一种浩渺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挤到书架前翻看那些凌乱的书籍。随手拿起来的一本就是我喜欢读的，再拿起一本又让我爱不释手。那时候的我特别爱读科幻文学、科普著作，还有诗歌。我捧着一本书痴痴地读了起来。我的同学推我一把，慌慌地说，莫看啦，快走快走。我才发现他背了一个书包，此时书包里已塞满了书。他已经朝那扇敞开的窗户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催促道，快点呀！我不情愿地合上手中的书，这真是一本好看的书。我后来一点也记不得这本书的书名，更记不得书里的内容，但我始终记得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非常精致的书，当我合上书时，硬皮封面上的艳丽色彩好像还闪耀着光芒，我还情不自禁地用手轻轻地触摸了一下。“快点呀！”我的同学已经站在窗户下面了，他使劲朝我喊了一声。我捧着这本书准备就走了，可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像鬼使神差似的，刚迈出一步又转过身去，将手中的书小心翼翼地插回到书架上。跑到窗下，我帮着同学把他沉重的书包递了出去，忽然有些不甘心空手而归，我弯腰随便捡了一本不知是谁扔弃在地上的小册子，就赶紧爬了出去。我的同学把沉甸甸的书包抱在胸前，他一再地叹息说，你胆子太小了。后来我多次回忆这段经历，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是我胆子太小了吗？也许有一点，恐怕也不全是，否则我也不会那么果断地从窗户里爬进去了。但我永远记得，如此精美的书籍我是第一次亲手触摸到，我记得当我有意识地轻轻触摸它时，仿佛感觉到手微微一烫，紧跟着心也微微一烫。也许是我觉得它太宝贵了，我不敢以这种行为来亵渎我心中最宝贵的东西。

    还有值得一说的也许是一次最荒诞的读书行为艺术。那是在“文革”后期，1976年光景吧，我被抽调到县文化馆当了一名创作辅导员。文化馆的馆长是一位革命立场特别坚定、思想觉悟特别高的领导干部。所谓革命立场，所谓思想觉悟，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听着就像听天书一般，但相信凡是经历过那种历史语境的人，对这两个词汇的丰富内涵会深有体会。说说他是如何革命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的吧。那时我们几位年轻人就住在文化馆里，住在文化馆里的还有几名家属在乡下的两地分居者。后来馆长也住进文化馆里来了。他住进来以后就宣布一条学习制度：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统一到会议室政治学习。有几位爱熬夜的人可是叫苦连天，他们早上根本起不来。但馆长觉悟高，自然有办法，更何况他睡眠神经短路，天没亮就醒来了。于是六点没到，就穿着大皮鞋，在楼道里一路走过来，挨着门“咚咚”敲得山响，一边还使劲喊着，学习了学习了。我不爱睡懒觉，令我痛苦的不是起早床而是坐在桌前的枯燥的政治学习。馆长要我们学习当时下发的政治文件，还有报纸上的“两报一刊”社论或长篇大论的批判文章。开始，我带一份我想读的文章，压在政治文件或批判文章的最下面。我也在会议室的大桌子前正襟危坐，却把眼前的文件、报纸扒开一道缝，从这道缝我读着压在最下面的文章。但我的行为很快被馆长发现，自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过了几天，我拿着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进了会议室，这次我不是把它压在下面，而是公开地摆在上面，让《反杜林论》压着那些政治文件或批判文章。我对馆长说，我想借政治学习的时间好好读一读马列的原著。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只好说，是要读马列原著，不过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重要文件也必须好好学习。他不敢制止我读马列著作。没想到我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把《反杜林论》认真读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