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 彤

藏在书包里的玫瑰／北京出版社／孙云晓／2004-01 ／X7-200-05131-4

    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一直为社会所关注，出版界也开始关注这一热点领域。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之交，市面上出现了几本反映青少年性问题的书籍，有趣的是，这些书都采取了类似“口述实录”的形式。如“访谈实录”、“记者亲历”等，像《涩果——中国少年性问题纪实》和本报曾介绍过的《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也有的就直接用了“口述实录”的说法，如最近出版的《是谁“杀”了我——毁了孩子一生的一件小事》等。

    但是，孩子在性方面的问题是否像书中说的那么严重？出版社是否在借“口述实录”的幌子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呢？

　　为什么又是“口述实录”？

    即使是研究青少年性教育的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的张玫玫教授在阅读了《涩果》和《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之后，仍然感到“心里非常压抑，很难过”。

    确实，在这几本“口述实录”的作品中，或者是记者深入少管所直接面对在性问题上“犯过错误”的青少年，或者是教育者通过自己调查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再次进行实地访谈。这些当面接触后活生生的实例，因为鲜活，因而震撼。

    《是谁“杀”了我》一书虽然并不全是讲述孩子在性方面所犯的小错误，但其中第四章是。责任编辑冈宁告诉记者，之所以在封面上强调了“口述实录”，是因为能够突出其真实性。“作者本人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她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少管所、监狱、工读学校采访了１００多人，又从中选择了３４个典型的故事写了出来，所以是相当真实的。”

    《涩果》一书虽然表明是记者历时四年的“中国少年性问题纪实”，而并非习惯意义上的“口述实录”。但同时也在封底注明：“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目前中国少年性问题的纪实报告。……对当代中国少年性现状进行了全面考查，以大量生动的案例揭示了目前中国少年性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显示了此书的真实性。

    看来，采用“实录”和“纪实”的形式还是处于尊重事件真实性的考虑，但是另一本标注着“访谈实录”的作者则对真实性有另一种看法。

    “《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的情况比较特别，”该书作者之一、著名教育家孙云晓告诉记者，“我们这种情况是不同于科学统计意义上的问卷调查的和抽样调查的。因为这是极具隐蔽性的访谈，很多人都不敢说，不想说。而且，这类的作品关键不在于情节的展示，而在于分析和建议。如果仅仅是访谈实录的话，可能会对青少年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两位作者经过反复商量，还是保留了在访谈中插入分析的结构。”

　　这种“实录”能说明什么？

    尽管作者曾一再说明，自己是和受访者面对面交谈过的。但众所周知，当事者的口述可能因为时间、场景、甚至年龄的变化，而模糊了当时的真实想法。

    从《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受访者的讲述中穿插的是访谈者观察到的，诸如“她被自己当时的想法逗乐了”，“她哭了，哭得很平静，只有泪珠从脸庞滚过，没有一点声息”等现场反映，甚至是“后来，有人打电话来，但是打错了”这样的细微变化对受访者的影响。在另外几本书中也有描述者情绪激动、以至于口不能言等场景。因而显得真实可信。

    但是这样的真实对于普通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记者采访时，有些家长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惑。有的家长看到几本同样的“口述实录”、同样的“青少年性问题”摆在书店里同样的位置上，不禁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新浪网的网友评论上，还有读者提出：“很多东西不说却不能漠视它的存在……性难道能用正确和错误来区分吗？”这样的问题。

    《是谁“杀”了我》的责编冈宁说完稿后，自己曾拿给一些教育工作者审阅，在读完该书之后他们也感到“一件小事毁了一个孩子的一生，这一角度非常好，应该让更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了解并注意”。因此，该书的腰封上才出现了著名作家毕淑敏、教育家孙云晓、知心姐姐卢勤等向家长们推荐的字样。

    而张玫玫教授则认为“这些案例很多都是来自医院、少管所等地方。如果放到整个学生群体中，实际比例并没有这么高。社会上还没有达到这种状况”。同时他也认为“这种危机倒是每个孩子将来都会面对的。所以家长可能会因此而感到压力”。张玫玫教授同时也谈到，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媒体过多的报道负面案例，容易给家长带来一种紧张心理。因此建议应该更多地报道、交流成功的性教育案例，以资借鉴。孙云晓也认为自己策划这本书的初衷还是在于让家长们了解“最差的情况可能是怎样的”，“有过性经验的中学生的比例在全国还不超过１０％，北京市的数字是７．２％，所以这不是大多数孩子的问题。我们只是想给家长们敲敲警钟，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这些孩子会走到这一步”。

    口述实录究竟给谁看？

    在进行采访时，本文中提到的三本书的责编或作者都表示，自己的书的第一读者是家长和老师，让他们在对孩子今后的教育中作为借鉴。

    然而，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学校、家长还是学生自己对于这些书的看法都呈现着两极分化的趋势。

    作为教育工作者本身，很多老师还是很欢迎这样直率的谈论性问题的书籍的。但是一谈到如果在学校里公开支持阅读这样的书籍、甚至是把现在的性教育课讲得再灵活、再深入一些时，很多随之而来的问题，却让学校和老师望而却步。“家长们会提意见”是老师们说得最多的理由。因为曾经多次发生过学校讲得多了，家长提意见或者写信的事情。“学校当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估计这样的书不会公开走进校园。”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中学老师这样说。

    而家长的态度也十分矛盾。曾有家长的反馈信息是既希望能够多告诉孩子一些，让他们尽量安全地度过青春期，但又希望他处于“性无知”的状态，“不要出事”。所以看到这样的书，就会害怕自己的孩子也会像书中的孩子一样受到伤害，而感到一筹莫展。但也有些家长，特别是父亲，对于这些书表现出了支持的态度。

    而学生群体的意见就更加分化。新浪网友中有一位就明确表示：“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我们学生应该做的事。我觉得应该以学习为重，不然我们会后悔的。我不想后悔，更不想将来没有幸福，真的没有后悔药可吃，这不值得我这么做。可我还是做了。真的很累可是会很温暖。但我们同时认识到这是一条错路，所以我们现在很努力学习……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请不要试，因为你们没有本钱。”而看过这本书、自己也在校园中调查校园性现状的北京汇文中学高三学生林伟峰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说：“学生最主要的目的是学习，但是我作为学生本身首先要否认这个观点，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本身有自己的判断力，可能是现在的我与初中的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但是作为家长和老师，至少应该尊重我们的想法。”怀着这种观点，他在看这些书的时候感到“它不是描写一段凄美的感情或是很浪漫的故事，也不是着重去描写性行为的过程，而是把中学生的一些很现实的东西摆出来，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表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这样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感觉这本书很亲切、很自然，也很流畅。”

    意见分歧的背后

    这次采访的结果其实也是有些出乎记者预料的。因为各方意见的分歧让人很难归纳一种最终的结论。但是对于这种以“口述实录”形式出现的图书，专家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突破性意义。

    “希望孩子还处在性无知的状态而避免出事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张玫玫说。因此专家们认为只有家长和学校都来坦然面对、公开谈论，才能够有导向、有选择地教给孩子适合他们的性知识。在目前的这种“鸵鸟政策”下，市面上出现的类似这种“口述实录”的书籍在实际上是在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这样的出版形式还是一种市场的表达，它的出版虽然对避而不谈的状态来说是一种进步。但这决不是最理想的出版形式，也不能避免今后有出版者会以此为幌子等。理想的状态还是在教育系统中也公开谈论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当青少年性教育的“口述实录”不再具备市场效应的时候，关于性教育的问题也就不会“家长不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