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七娃

    某些藏书人的书架上，常常会贴有“书不外借”的纸条。绝大多数读书人对此四字都能理解，尤其是读书也藏书的人，都曾体验过借书给人的烦恼。总体来说，书借走后能归还的不多，就是还回来的多也是缺头损角，决非完璧，让人一见如同见到受了委屈的孩子，徒增闷气。

    鲁迅先生碰到这等事儿，有他自己的办法：只要是他珍爱的书，概不外借，如别人一定要借，他则宁肯去书店再买来一本奉送。

    “天一阁”乃我国藏书家的骄傲，其最初的主人是明代的范钦。天一阁藏书的规矩极严，从不外借。范钦的侄儿范大澈也是一位卓越的藏书家，其人有抄书之癖，每遇未藏之书，必苦借求抄无疑。他多次向范钦借书，范钦一次也未答应。范大澈遂发愤遍搜海内孤本秘籍，往往不惜千金得手后，如属天一阁未有者，范大澈便会置酒将范钦邀至家中，故意将书拿给范钦看。范钦每每翻过，辄默然离去。现在推测范钦当时的心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想来范钦不会因为侄儿的报复而动摇书不外借之原则的。

    旧时代书不外借，其实保护下来的不独是书，也是文化，一种读书人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试想，在那些兵火频繁、印刷术低下的年代，若没有这些藏书家终其一生的努力，我们现在面对的传统文化，该有多么贫瘠。在清代，一部四库全书只抄录六部，每保存下一部，便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而现在声光电技术的高度发达，已将藏书人的使命冲击殆尽了。几张小小的光盘便将数亿字码的四库全书悉数包罗。而小光盘呢，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文化价值，只要需要，一日之内复制成千上万也属易事。光盘的定价，就是它全部的价值，没有过多的传递价值可言。

    所以当代读书人的“书不外借”，只是一种个人习惯而已，丝毫没有价值可供拔高。正如我从不拒绝别人的借书，也仅是一种习惯而已。当然，每一种习惯都要付出一些代价，此代价可能使一些不常读书的人觉得别扭：不就是几本书嘛，摆什么臭架子。这架子就不摆了，不摆架子就要为之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也要为之付出心理负担上的代价。自我开始买书的十多年来，先后得书两千余册，至今室中所存，仅为半数，另半数小部分是在几次搬家中散失，大部分则是在外借中流失了。有时深宵未睡，想起某书某事，便兴致勃然去书架中找寻，无奈无踪可觅；有时拙文写至中途，需用某事某典，欲核对原文却无书可翻。这样情绪遭破坏，思路被打断，自觉不是滋味。我想，书虽不在我手，若他人能派上用场还可自慰，可惜多数借书者是没有多少时间用到书的。

    即使这样烦恼，我仍是不拒绝借书，我的理由是：不拒绝友情，不拒绝信任。只此一条理由，便足够了。还在我小的时候，曾在一本古代笔记中读到一则关于书的故事，印象深刻：明代有个藏书家沈周，曾以重金购得一书，甚珍爱，常置案头。一次一朋友造访，于案前见到此书，审视良久，方问及书之来历。沈周很奇怪，反问朋友关注书之来历是何缘故。朋友说：书是我以前所用，后来丢失，至今已很长时间了，一直不能释怀，所以一见它就认了出来。沈周又问：你说书是你的，有何凭证？朋友答：在书的某卷某页，我曾亲笔记录了某事，想来现在还有。沈周没再问了，他熟悉此书，朋友说的不假。于是他当即将书还给朋友，对花大钱买书之事不提只字。

    虽然沈周是“还书”而非借书，但我一直认为，即使这本书属沈周所有，他也不会拒绝朋友的借阅，因为在他的心中，友情远在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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