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第3期上刊载了著名作家、理论家李陀和作家阎连科的对话录。李陀在谈话中指出：当下的文学写作获得了一种新的姿态，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农民的疏离。不过真正严重的，还不是文学抛弃了下层老百姓，而是这种抛弃给文学带来的后果。

    李陀认为，这种后果就是出现了一种“小人时代的文学”。在这里“小人”主要是指“小资”，即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新兴市民阶级。他说，当代中产阶级的愿望、生活理想和价值的确都十分小，均建立在琐碎的“物”上，以及对这些“物”的消费和神往上。这种依赖“小”构成生活意义的意识形态和急剧扩张的消费资本主义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的时代就是“小人时代”。

    李陀指出，“小人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小人”的倡导下，文学的内容越来越琐碎，如果你稍微放进去一点高尚道德和英雄色彩，就立即会被嘲笑。

    虽然李陀不否认“小人”亦有权利书写他们的生活，但他同时严肃地指出，“那些没有笔杆子的下岗工人、民工、还在穷困中挣扎的农民，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感情、思考、喜怒哀乐、他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怎么来表达？”

    他说，作家的写作应当具有主体自我反思的能力，不能只看眼前，只顾自身，只为自己所身处的阶层说话，应该对社会中的不义、压迫、贫困有很高的警觉，从不犹豫对社会发出批判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