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昶

    史学家中，明清史专家邓之诚的著述我很爱看。其《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是我常常翻动的案头读物。其中的《骨董琐记》还是民国旧版。

    《骨董琐记》，三十二开本，线装铅印，共八卷分装四册。1926年11月由邓之诚交和济印刷局自费印行。这本书是我几年前去淘书斋，承蒋老板相告而购存的，书封签条已经没有了。不知道是否是邓之诚自署，但扉页上倒有叶遐庵的手迹。叶遐庵与邓之诚同系北洋旧人，交谊很深。除扉页题耑外，他还为《骨董琐记》写了一篇序。当时叶遐庵正着手编撰与《骨董琐记》同体例的《遐庵书画记》。因此他们的心意是相通的。即序中所谓“有心之士搜采残逸，考形象，述源流，存什一于千百以供后之研索……”书中除叶的序外还分别请杨沧白、叶浩吾及藏墨名家袁励凖作序。正文前邓之诚戏题了三首诗以代自序。

    1926年，邓之诚还未到燕京大学，而教授于北大史学系。他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在北大期间并不得志。所以《骨董琐记》自序诗中有“堂堂白日甘颓废，奈此饥虫跋扈何！”“平生颇好人讥弹，一笑难逃世网中”这样意含郁闷的句子。

    邓之诚一生勤于读书。《骨董琐记》实际就是他的读书札记。读琐记内容可以看出，邓之诚涉猎之广，几乎无所不窥。举凡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乃至金石书画、衣着器物莫不述其渊源，详加考证。譬如“邸报”，“乾隆时米价”，“瓜皮帽”，“曹操冢”，“庚子所失法物图书”等。

邓之诚是民国时期与孟森同享盛名的明清史权威。在我早先的想象中，所著应该都是深奥的高头大典。所以对他写出《骨董琐记》这类杂札，先不论其内容，只这种做法，似乎权威不为。后来知道他不仅富藏书，藏有七百多种清初顺康人集部，还爱收集旧照片，达数千张，都是关于清末民情风俗的，才知道对野史、民俗类的“细物”，邓之诚并不轻看。那他写《骨董琐记》，注《东京梦华录》，也就视为当然，不觉得奇怪了。

    清史学者、邓之诚的高足王钟翰曾考辩《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撰“辩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获得当时学界的好评。当他拿给邓之诚指教时，邓说“文章写得太长了，何必举那么多例证，只要几条就足以致其于死命”。之所以他会这样说，是因为老辈学者治史，多守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古法。邓之诚告诉他的学生，有两部书要反复读，一是《日知录》，一是《资治通鉴》。这两部书有两个特点：一是经世致用；一是治学态度严谨。譬如《日知录》。顾炎武印证史料，考辩实物，往往很长时间才落笔。而一旦写成，则泰山不移。《骨董琐记》也是这样。书中七百余条史实，虽然每条长不过数百字，短的只有一二十字，但考辩爬梳的辛苦，如邓之诚自云“……计得七百余则，辑录之书不下二百余种”，其谨严可见。

    历史学家多专注他的专业，对作文之法一般不大着意。所以史学著述，功力深湛，但文章常常缺少文字美。当然也有文史兼通的。比如谢国桢，其文辞之讲究已为大家熟知。邓之诚虽然自谦“诗文皆不能工”，实际他的文章，如《骨董琐记》诸篇，放到明清笔记小品中，也是不为逊色的。这一个特点，黄裳、张中行在《珠还记幸》、《负喧琐话》中都曾谈到过。

    《骨董琐记》印出后，邓之诚又辑录《骨董续记》两卷于1933年出版。到1941年再辑《骨董三记》六卷，但并没有刊印。直到1955年才连同《骨董琐记》、《骨董续记》合编为《骨董琐记全编》交三联书店出版。五年后，邓之诚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