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总编，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以下简称谢）

    徐启建：《中国书报刊博览》记者（以下简称徐）

    徐：今天要谈的可能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７月１０日的《经济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大多数读者认为书价偏高的问题，不知您对这是怎么看的？

    谢：这几年读者对书价高反映较多，社会媒体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是以批评图书的价格过高为主，只有少量的人能够比较冷静客观地去看待国内书价问题。我认为一味地说书价高非常偏颇，和国际市场比，我们的书价并不高，量化一下，是欧美的八分之一、港台的四分之一。目前的书价状况是计划经济的遗留产物，它其实也反映出了知识产品创造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和尊重。

    徐：知识产品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它其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是很高的，目前的书价所体现的知识的货币价值可能远远低于它的真正价值。

    谢：这里有一个误区，其实图书本身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里边的种类非常繁多，对于书价的高低也应该因种类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作为公共产品的部分，比如教材、教辅、儿童读物等等应该对它限价，这类读物发行量大，再版次数多，在成本上相对来说是较低的，所以价格上也应该降低，否则就会产生暴利，比如这些年来教育类出版社一直效益较好就是这个原因；而另一类非公共产品，如科技、人文社科等等出版物，由于知识含量高、专业性强，读者范围相对有限，发行量也相对较小，则应该高定价，政府也应该在税收等政策方面给予优惠。

    徐：具体来说，你们社一直以出版精品图书为主，可能对一本高知识含量书的成本和出版所回收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异比较有感触。

    谢：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社出过一本书叫《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只印了２０００册，定价是１５０元，比较贵，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它只是体现了我们出版社对社会价值的一种尊重。我们付给作者稿费的标准是千字５０元，这同样也不能体现作者的知识价值，因为这是作者从大量敦煌文献资料和法国图书馆一点一点找回来的，他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写出了这本著作。这本书对印刷业的历史研究贡献非常大，是应对韩国、德国等学者挑战，捍卫中国活字印刷术发明权等扛鼎之作，但作者只拿到了１００００元的稿费。当然，国家对此有相应补贴，但以后这种独特的、个性化的、不能复制的书籍高定价应该是一种趋势。书也有必需品和奢侈品、大众用品和专业用品的区别，以后的价格分层会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