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 郁（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了老舍的可爱，言外有一种心灵的呼应。汪氏喜欢老舍，大约是读出了他的平民心态，其中的散淡之气，是别人少见的。老舍一生，写了大量配合形势的宣传品，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数量很大。但那些作品，固然因时令性而缺少了生命，而细细一读，还是很人本、很有情调的。汪曾祺就在老舍身上看到了非功利气，先生的养花、吟曲、市民情感，那是正襟危坐气的人的身上所没有的。抗战的时候，他能在复杂的环境下，与各路文人友好相处，我以为正因为了那种平民心态。
他的一生，不太爱谈论自己，偶一涉及，便如胡絜青所言，有点“自嘲”的口吻。老舍不屑于写自恋式的文字，他一直警惕自己别滑入贵族的圈子。抗战八年，写了十多篇鼓词，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那也很有民间气的。因为他懂得，书斋里的东西再丰富，亦不及生活丰富。生活里的美，只能用生活化的语言加以描述。
这种自责自讽的语调，使他的叙述视角，一直保持着自下而上的状态，笔下的任务、故事，都非传奇式的，而仿佛亲历者的倾诉，让人觉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老舍曾说自己的作品是习作，不是自谦之言。１９４４年，总结写作生涯的时候，多否定的话语，他说：
《大明湖》以后，我写了四部长篇——《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与《骆驼祥子》。其中《骆驼祥子》与《离婚》还有可取之处，《牛天赐传》平平无疵，《猫城记》最要不得。
《老牛破车》是谈自己写作经验的一本书，不过是写陈谷子烂芝麻而已。
……
今年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二十年，在量上，我只写了二十多本书；在质上，连一篇好东西也没有。
许多年前读这一篇文章，觉得有些过于自谦。后来读了他的文集，浏览全部的创作，才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看到了己身的有限，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三四十年代，不是有许多文人已自炫起伟大么？老舍的缺陷，大约是少了一种节制，他不会精练作品，叙述冗长，且失之平实。作者其实早就意识到了此点。他承认自己缺少诗才，又无哲学式的冲动，所以后人每与曹雪芹对比，总觉得他有些一览无余，没有深邃的隐喻。这些，不仅是老舍，即便是后来的许多作家，也大抵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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