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文俊

　　很幸运能比一般读者早几天看到杨绛先生的新作《我们仨》（三联书房版），但是不敢用“先睹为快”之类的套话，因为这是—本读了会让人伤心的书。读着读着，我的耳边依稀响起了袁子才的哭喊声：“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扰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又不由得想起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那里关于赵明诚“戟手遥应”的一段细节描写最最激动人心。“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的那个名句也着实令人难忘。《金石录后序》络尾处表现出了一种豁达的态度：“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得必有失，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我们仨》的作者也表现出同样的豁达，她告诉我们：人的生命终结，正有如一次旅程走到尽头，也就是说旅人回到了家。我想，这亦即是史蒂文生为自己的碑石所题的那首“Requiem”（安魂曲）里所说的同一层意思吧："Home is the sailor,home from sea,/And the hunter home from the hill”但是只要有人记得这个旅人，纪念着他或她，这里面便存在着温馨与安宁，并且有了文明、文化的积淀。在《我们仨》的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里，杨先生写道：“锺书对我说：‘叫阿圆回去，回家去。’”而在钱先生接着也“回去’之后，杨先生又写道：“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是的，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不都是在“万物之逆旅”中稍作盘桓，然后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和我们先行的亲爱者长相厮守的。

　　失去亲人的悲痛固然是人人皆有，但是，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与巨大的勇气，才能把那样深沉的悲痛一一写出，形诸笔墨呢？这恐怕就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了。面对着一位虚弱得有时一顿连两只馄钝都吃不下去却如此勇敢坚强的老太太，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免要肃然起敬了。记得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夫人）说过：“女人好像是一袋茶叶，只有在用沸水冲下去时才会看出她是何等的strong。”这里的“strong”既作“浓”讲，也可以译为“坚强”，一词二义，一下子倒想不出较好的译法。鲁迅曾经为女子“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而屡次感叹。而在女子之中，老太太们往往又表现得格外坚强。这真是件值得我们深思与感叹的事。

　　在写接连失去亲人时，作者恰当地采取了“虚写”的、多少有点像《石头记》似真似幻的写法。当然，二者的“情境”是完全不一佯的。我想，这样写，自可免去对许多不愿再去想更不愿去说的情景的具体复述。读者顶多能从文中小船上那只石礅被搬开，推想病房 中再也用不着的医疗用具（比方说，呼吸机。）的被撤走。不过，作者倒也不想滤去所有的真实细节，比如下面这一段：

　　“阿圆屋里灯亮着，两只床都没有了，清洁工在扫地，正把一堆垃圾扫出门去。我认得一只鞋是阿圆的，她穿着进医院的。
　　我听到邻室的小马夫妇的话：‘走了，睡着去的。这种病都是睡着去的。’”

　　读到这里，相信世界上丧失过亲人或有幸尚未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和这位母亲一样，心痛欲裂。作者在书中也确实写到了她心如刀剜的那种感受。

　　还好杨绛先生不想让读者久久浸淫在巨大的悲痛里。干是，翻过一页，我们进入了这部乐曲的“第三乐章”（“第一乐章”《我们俩老了》很短，只能算是个“楔子”），那是一个忆旧性的，略带忧郁味的但总体上还是Allegro（轻快的）乐章。那便是：书中第三部的《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事情从1935年7月说起，一对刚结婚的年轻夫妻到英国牛津去留学。后来，他们的身边增添了一个小宝宝。他们接着又到巴黎去读书。小宝宝陪在他们身边，也“读书”，不过那是在一本大开本的《丁尼生全集》上乱涂乱画。1938年 8月，一家三口回到了上海。这之后，又写他们怎样在艰苦中渡过抗战时代，又怎样在抗战后与建国后的大变动中，生活、工作，经历了和所有人大体相同又不尽相同的喜剧、悲剧与悲喜剧。这些段子除了帮助我们了解一门三杰的学术风采外，作为人生故事，个中的酸甜苦辣都值得读者自己去细细玩味。评论者的任何复述都是多余的。因为在杨先生那样优美有韵味的文笔之前，不论怎样的复述都只能是“佛头着粪”了。

　　最后，我还想以外文所“年轻人”之一的身份，向杨老太（我们都这么称呼她）的坚强与勇气表示敬意。杨老太书里多次提到我们，只说我们的好的一面，还为我们长期以来拿低工资感到不安。多谢了，其实我们有时也表现欠佳，多有得罪，还得请老太太多多包涵。

　　我们期待杨老太（戏译为音与意都照顾到的“Old Lady Young”）“好好里”，健康长寿，一高兴便再次拿出部什么精彩作品，好让我们吃惊、赞叹、激赏，大声叫好为老太太加油鼓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