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鲁豫

《心相约》／陈鲁豫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萨达姆，萨达姆，这是我在伊拉克一心一意渴望见到的人。

　　我请陪同我们的伊拉克新闻官穆罕默德帮我想办法：“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老实的穆罕默德被我的疯狂吓了一跳：“采访总统很难。他上一次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是10年前，1989年，CBS的Dan Rather。”

　　我也知道萨达姆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有人甚至说，偶尔几次露面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要想采访他，真是比登天还难。

　　可我就是想采访他。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我竟然丧心病狂地引诱忠厚的穆罕默德：“只要能访问萨达姆，多少钱都没问题。你放心，这笔钱凤凰要是不给，我自己掏腰包。你说吧，打通各个环节需要多少钱？”

　　穆罕默德叹了口气：“鲁豫，曾经有个记者要给我4万美金，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们的总统不可能接受任何访问。”

　　“4万美金！”我嘴里念叨着，“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不过，我有几张旅行支票，还有VISA和美国运通的金卡。信用卡，你收吗？”

　　穆罕默德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真主保佑”就不再理我。

　　我还在算账给他听：“你看，我这有500美金，还有1000港币，4张旅行支票等于2000美金，这张VISA卡的信用额是16万港币，运通卡可以透支10万港币，我只有这么多了，其余的等我回到香港再寄给你，怎么样？”回身一看，穆罕默德早就溜了。

　　我变成了花痴，每天俩眼发直，一看见萨达姆的画像就恨不得扑上去。一个在联合国驻巴格达机构工作的中国农业部女官员有些担心，她提醒我，最好不要说萨达姆3个字，因为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念起来差不多，别人会知道你在说谁。说这话的时候，她和我正在巴士拉的香格里拉酒店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而且从不说人名，提到谁了只用官阶，比如他们总统、他们外长。她甚至拔掉了电视的插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难道电视机里会有窃听器？”

　　她不置可否。不过，她小心谨慎、语重心长的样子让我意识到，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

　　我不再缠着穆罕默德要找萨达姆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移情别恋准备采访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

　　采访地点是巴格达市中心一座戒备森严的总统府（这是穆罕默德告诉我的，但我想，应该是副总统府才对吧。）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士兵把我和摄影队请进了一间会议室，屋里只有长条会议桌、椅子和一幅萨达姆年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和同伴们轮流在画像前照了相，想象着开会时萨达姆就坐在这指点江山，这让大伙都颇为兴奋。

　　拉马丹的架势挺吓人的。贝雷帽、呢子军装、腰间别着把手枪，尤其是他的目光，直勾勾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如果和我为敌，你就死定了。

　　对拉马丹的访问绝不是我采访生涯中值得称道的一次。不客气地讲，他很平庸。原因很多，首先，语言不通。幸亏顾正龙老师精通阿拉伯语，而且肯替我这个晚辈做翻译，才使访问能够顺利完成。但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使我没办法进入拉马丹的内心，连最简单的追问都做不到。再加上当时的我实在稚嫩，承受不了剑拔弩张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拉马丹给的答案就像是伊拉克外交部发出的通稿。

　　当然，外部的原因也很重要。1999年11月，正是海湾地区较为平静的时候。多年的禁运、禁飞虽然使伊拉克的经济千疮百孔，但经历过两伊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98年“沙漠之狐”的伊拉克老百姓却再一次将战争的创痛抛在了脑后，收拾心情重新开始了生活。和平就像健康，它在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只有失去了，你才懂得它的可贵。而身处和平的环境中，一身戎装的拉马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说些什么似乎也并不重要。

　　虽然，我对访问很不满意，但顾正龙老师却很兴奋：“这是伊拉克最高层官员第一次面对中国传媒。”

　　几天后，我带着没有见到萨达姆的遗憾离开了伊拉克。（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