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弘

　　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是对于那些普遍的、神圣性的问题永远感兴趣，对于新观念葆有好奇心并乐于向大众表达。公众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在用怎样的方法和角度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并为捍卫、维护这种价值而作着不懈的努力。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前进，今天，作为“立法者”构建元话语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他们的角色也逐渐转化为阐释者。公共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在于，他们不仅要向社会提供值得信赖的观念和思想，而且要唤醒那些在市民社会中被日益腐蚀麻痹的心灵，让它由异化变为正常。当公众逐渐变得善于思考而不是盲从时，公共知识分子自身的存在价值才真正得到了凸现。如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那么我很担忧：我们的社会是否还能容纳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基于这种心态，我也很怀疑，由许知远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观察家丛书第1辑”能有多少读者。这一辑“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共分四种。《观念的冒险》、《转型时代》收录的是《经济观察报·全球视角》的精选内容。《后9·11世界》、《评论中国》收录的是《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组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国内问题发言的专栏文章。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读者对于当下的现实会有更深的认识。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巧合，由李静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问题》也是去年这个时候出版的。也许春节的时候，人们暂时抛开了工作，离开了呆板的氛围和生活轨迹，在亲情和团圆的间隙里，才有时间和精力思考一些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漓江出版社不失时机推出的“2002年度最佳”系列书籍，今年达到28种。对于不同喜好的读者而言正好各取所需，颇有多快好省精之便利。每每带给人惊喜的三联又推出了“20世纪经济学经典译丛”，其中，赫然有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虽然对经济学谈不上十分喜爱，但是身处这样一个物质空前发达，经济日益崛起的时代里，掌握一些经济学的知识还是必要的，而且我相信，这些著作总有时机让读者在现实中“学以致用”。此外，三联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新版的福柯著作《疯颠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福柯热已经慢慢冷了下来，现在是冷静、正确认识福柯的时候了。

　　去年11月24日，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去世。罗尔斯一生著述并不很多，但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哲学捍卫了洛克、卢梭和康德所开创的社会契约传统，复活了人们对于系统政治理论的兴趣，其核心信念是政治权利与基本公民自由的神圣性。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罗尔斯著作《政治自由主义》足以与他最著名的著作《正义论》相媲美，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本书的译者万俊人在译后记中对于翻译这一功能提出了很多文化、思想层面上疑问和想法。他这样写道：“翻译这一被视之为次级学术（相对于著书立说而言）的纯技术性工作原来也深系文化根本和思想大义……用哲学语言论之，语言技术实际也关乎语言本体和思想根本。”我不知道，在多如牛毛的从事翻译者中，有多少人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我相信，董乐山先生在翻译《冠军早餐·囚鸟》（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对于翻译工作的真谛一定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两部用荒诞、黑色幽默写成的作品，嘲讽社会现实，批判美国的文化现象，读来十分有趣。《冠军早餐》中作者自绘的插图真可谓锦上添花。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只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才给我带来过这样趣意盎然的阅读快感，同时让人感到余味无穷。

　　文化艺术出版社最近结集出版了韦君宜用她生命最后的宝贵时间写成的《思痛录·露沙的路》，后者对于前者或许是一个最好的注解和对于自我的心路历程剖析。池莉的新书《有了快感你就喊》（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同名小说外加一篇《看麦娘》构成，两部小说还各附了一个创作谈。以“妓女作家”而著称的九丹仿佛进入了她的创作高峰，继《女人床》之后又乌鸦变《凤凰》（漓江出版社出版）。此外，作家出版社还推出了陈彤写得最“老实”的随笔集《左手握右手》和叶兆言最新的长篇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没有玻璃的花房》是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成长小说，描述着那一代人“残酷的青春”。由此，让我感到疑惑的一个问题是，作家们似乎都在回忆，却很少有韦君宜那样的痛彻心肺的忏悔（尽管思考不够深刻却很真诚）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和期待。如果说，这种现象是由于苦难的历史所造成的，那么为什么看不到作家们对于自身的灵魂和良知的拷问，在字里行间反而不无炫耀地宣称“我是红卫兵，我不忏悔”呢？这真是让人难以索解的问题。

　　《北京日报》2003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