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

〇王选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在二年级下学期分专业时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硬件实践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维那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1975年，我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了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我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扫描的这种系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确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900万个点(3000×3000)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号，每一个都要用点表示，信息量大得惊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他是26个字母。在中国来讲，两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就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他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不想动手很难取得很大的成果。
      80年代初，我致力于商品化、企业化，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我们是逆流而上，今天人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人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商品，当时那种空气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坚持不懈地搞商品化、市场化，到1990年才感觉到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
    我当时选择激光照排作我重要抉择的时候，在计算机同行里也被看不起，当时很时髦的项目，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的结构等等，搞这些研究的人就说：“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实印刷行业中要用到很多计算机方面的尖端的技术，而且印刷厂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厂比印刷厂数量还要多。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前景美好的领域，当时在计算机领域被人看不起。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来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研究生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点的。而且我相信有些现在坐冷板凳的，将来会物以稀为贵。好比我们当年致力于商品化、产业化，当时是“物稀”，很少人这么干的，时代转变了，我们一下子成为了典范。
    （言守义摘自《思想的声音——在北大听讲座》，中国城市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