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代课教师

〇张悦

代课一生,清贫一生
    

    王政明的办公室没有多余的什物，他收拾起那把断了弦的二胡，回到了离学校只有一箭之地的家中。这一方斑驳的木头被置于衣柜顶，从此尘封。
    他前后教书近半个世纪。他说：“村子里孙子辈的是我的学生。父母辈的是我的学生。爷爷辈的也是我的学生。”他一共培养了八十多名大学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国家开始给乡村教师发工资的时候，他一月拿13元，公办教师拿32元；公办教师工资涨到40元时，他拿17元；等到他的工资涨到40元时，比他小几茬的公办教师工资都1200、1300元了,是他的三十多倍。每次发工资，会计总是偷偷地把40元钱塞到他的口袋里。
    曾挂职渭源县当县委副书记的西北师大教师李迎新在调研报告中总结道：“走进(渭源)任何一个村子，假如村子里有代课教师，那他准是村子里最穷的人。”
    代课教师还可能遭遇到一般农民不会犯愁的口粮问题。秦祁乡杨川小学代课教师毛谦2003年时家里的地因为大旱欠收，一进2004年的腊月，家中存粮就基本告罄。快过年时，他远嫁武威的姐姐回娘家住了几天。他每天都会为口粮头疼，碍于情面，他没有向姐姐张口要口粮。
    姐姐走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五了，眼看要过年了，孩子却在挨饿，他开始四处奔波借粮食。多方求告，终于在腊月二十七借到了200斤粮食。他甚至顾不上干净与否，直接将粮食送到磨坊磨成了面。
    渭源民间作家寇倏茜,已经和毛老师熟识了。当一次毛老师说到痛处落泪的时候，寇倏茜无言以对，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拥抱他。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两个五大三粗的西北汉子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最优秀的校长”也被清退

    在渭源县，连最好的代课教师都难免被清退。陈宏文是学区公认最优秀的小学校长，却因为是代课教师，也将被清退。
    学区校长找他谈话，说他作为校长，是支撑学校的灵魂，请他再多坚持一年以作缓冲。一年之后，学区再派一个校长来。
    陈宏文冷静地想了一下，留一年也没啥意思，转正已没有任何希望，但责任心驱使他留了下来。“现在我拼命干活使自己非常充实，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敢多想，好在每天累得一躺下就睡着了。”
    陈老师说，前些年妻子大病一场，已经欠下了一万多元债务，相当于他不吃不喝十多年全部的工资。
    无奈之下他一咬牙，通过关系让父亲去县城的工地看门,这样可以挣点钱来还债。父亲身体不好，陈老师实在不忍心。但他说，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王政明，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佝偻着背，语含悲凉：“以前国家困难，咱无怨无悔；现在国家慢慢富强了，咱老了,被清退了。”
    另一名代课教师刘炳章比王政明略微幸运。一个月前，他拿到了这辈子由政府发给他的最多一笔钱，500元——那是他的清退费。
    几百元的清退费还是这些代课教师讨说法争取来的。一次性清退费按照教龄长短——15年以上的800元，10~15年的600元，5~10年的500元，5年以内的300元。
    由于害怕代课教师继续上访，县上要求让每位代课教师都接受清退费,可是很多代课教师坚辞不受：“县教育局的局长、镇党委书记、学区领导、村干部，七八个人来做我们的工作，说你们是知识分子，是给国家干事的。可为什么，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王政明对上门的人说，“我想得通呢，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四十多年没给国家添麻烦了，现在也不会。”然后他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面对现实”。

他们走了，谁来接替

    如此多的代课教师离开岗位，那么多的师资骤然流失，谁来填补这些空缺?那些等待知识哺育的山村孩子由谁来给予“食粮”?
    在会川镇多个学校任教整整20年的陈宏文对镇上的教师情况非常了解，他认为，这次被清退的四十多名代课教师，其中有二十多名是绝对的教学骨干，任何一方面都不比公办教师差。
    “我们退下来没有关系，关键是新补充的公办教师能否接过这副担子，一是他们能否安心教学，二是教学质量能否达到要求。这两年新下来的非师范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到了农村学校连小学一年级的a、o、e都教不好，机械执行清退政策的结果堪忧。”陈宏文说。
    寇倏茜一直关注着代课教师的命运。几年来，他骑着摩托车自费遍访了渭源的代课教师，写出了一本《乡村代课教师》的报告文学。
    王政明是这本书的主角。在被清退后，寇倏茜问王政明：“这辈子后悔吗?”王政明说：“从来没有后悔!”
    这个老人，这个群体，他们的一生像他手中的二胡，绷住的琴弦把自己勒紧，奏出生命的强音。然后，弦断音绝。
    （张海林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