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非法用工的“病灶”

本刊记者　晏国政 张涛

    年中，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一时。随后开展的全国整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中，解救了千余农民工，查处了一批黑心老板，处理了一些相关部门责任人。专项行动是一时治标之举，非法用工现象凸显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薄弱环节，建立遏制非法用工长效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仍然需要警钟长鸣、多措并举。

农村“四小”泛滥  非法用工难止

    在全国整治非法用工行动中，农村小砖窑、小作坊、小矿山、小工厂是重点查处对象。当前，农村“四小”无照经营问题十分严重，许多用人单位未依法进行工商登记或未取得合法的生产许可，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属于非法经营。全国专项行动中，查出无照经营单位6.7万户，占检查单位的24.2％，涉及无照经营的非法用工143.4万人。可见，农村“四小”泛滥为非法用工提供了温床。
    实际上，近年来，山西各地市相关部门一直没有放松对“黑砖窑”的打击治理，但“黑砖窑”屡禁不止，其非法用工现象仍时有发生。山西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在反思“黑砖窑”事件时认为，乡村企业非法用工长期以来屡禁不绝有着深刻的客观原因。
    市场需求旺盛引致砖瓦厂等小企业过多过密。山西省永济市是一个县级市，一度曾有砖厂86家，共有从业人员2000余人。这些企业长期存在于农村地区，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品。 
    小企业招工困难，一些企业在难以通过正当招工渠道招进工人的情况下只能“另辟蹊径”。记者采访中，一些砖窑主反映，砖瓦活儿属重体力劳动，很多打工者不愿从事，招工困难。永济市劳动保障部门相关负责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砖厂找不到青壮年劳力，就找智障人员，找不到智障人员就找未成年工甚至童工，这就导致非法用工现象频发。
    从经济角度分析，当前乡村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微薄，为了尽量压低成本，强迫职工劳动、拖欠甚至不发工资成为小企业的经常性选择。永济市一家砖厂老板称，尽管砖厂的原材料成本很低，但一块砖的生产成本仍在0.085元左右，其市场售价仅0.1元左右。在这种微利模式下，黑砖窑的包工头往往通过盘剥工人获利。

农村社会管理“小马拉大车”

    小刘在河北省容城县劳动保障监察岗位上干了近５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劳动纠纷的案件量逐年攀升，他感觉到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他告诉记者，当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一共只有十几个人，与从业人员的比例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1∶8000，工作很难深入到农村。据了解，目前，在全国3000多个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中，还有100多个县（市区）没有设置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专家分析，劳动保障监察应以预防监督为主，需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以保证日常监察的开展，但以目前的劳动保障监察力量配备，他们更多的是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
    实际上，除了人员严重短缺之外，还存在监察力量的配备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目前，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建设侧重于中上游，而基层的“腿脚”问题尚未解决，这直接关系到监察的效果。山西省运城市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说，在乡镇没有设置劳动所、劳动监察等组织，导致在监管时鞭长莫及。政府有关部门对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管理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城镇和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对农村地区的“四小”企业劳动用工问题疏于管理，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状态。
    在监管力量不充足的情况下，各相关主管单位责任不明确、工作不协调，更导致监管乏力。从2004年开始，运城市劳动部门就已经开始针对砖窑厂的专项整顿工作。运城市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人说，根据近几年的工作情况看，“黑砖窑”治理不力的主要原因是公安、劳动、工会、环保、工商、国土等部门虽然都负有监管职责，但都各管一块，没有形成监管合力。
    另外，“黑砖窑”事件也暴露出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值得警惕。运城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师自明说，根据近几年的检查情况，大部分砖窑厂都设在村庄中，或在偏僻的山沟里，有的甚至就在村干部的眼皮底下，他们的生产和用工情况村干部和一些乡镇干部应该是知道的，但基层干部很少主动监管或向上级部门报告。洪洞县曹生村“黑砖窑”窑主王兵兵之父王东记，既是村党支部书记，又是村农民工维权联络员，却长期包庇、纵容为非作歹的工头衡庭汉等人。

“黑中介”构筑非法用工畸形链条

    记者跟踪采访整治非法用工时发现，非法企业、“黑包工头”、“黑中介”与打手一起构成了非法用工的畸形链条，“黑中介”是其中重要一环。在河北省的劳动用工检查中同样发现，非法用工单位用工主要靠“黑中介”。
    山西一些“黑包工头”与黑砖窑主达成承包协议后，开始通过散布于郑州、西安等地火车站附近的“黑中介”寻找工人。目前已经受到查处的“黑包工头”衡庭汉，承包王兵兵的砖厂后，通过“黑中介”以每名民工350元的中介费，先后从郑州火车站、山西芮城、西安火车站拐骗回包括9名智障人员在内的31名工人。
    “黑包工头”杨晓红告诉记者：“郑州火车站周围有一个很大的中介市场，不正规，多是‘黑中介’。我们都知道，要找工人到那里最容易。其实，许多地方的火车站、汽车站都有干这个活的。我找的20多个工人全是在那里通过中介介绍的，介绍费花了1000多元。”
    被解救出来的河南籍民工陈加山说，大概5月份的时候，我准备在郑州找份工作，但一到郑州火车站，就有几个人问我愿不愿意干活，我答应后的第二天就被他们用面包车拉走，当时也不知道去哪里，后来才知道是来到了山西。
    在专项行动中，重点查处的一项内容是非法使用童工。记者在走访河北部分劳务输出率较高的“打工村”时发现，在外出打工人群中有不少属于童工，有的劳务中介人到村里挑选小青年，甚至鼓动孩子辍学，早点外出打工。
    在衡水市的一个村，全村2500人中有500多人外出打工。村主任说，劳务中介经常来村里招人，村干部帮忙能拿好处费，一部分孩子年龄不满16周岁，出去干活儿人家不敢用，村里就给他们开具假年龄证明，使用人单位“满意”。这些孩子一般都是出去干苦力，因为年纪小，经常上当受骗。
    当记者提出输出未满16岁童工违反劳动法时，该村主任说，这也是没法子，很多孩子念到中途说什么也不念了，离劳动年龄还差一两年，身体也长成了，总不能让他们在家闲着吧。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人才所副研究员孟强说，政府部门要加大农村教育、培训投入，让这些因家庭困难辍学的未成年孩子免费参加技能培训，让他们安全度过“未成年人期”，学到一技之长后再步入社会。（编辑：秦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