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中非关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胡锦涛主席两次访问非洲和温家宝总理去年6月访非之后，4月15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又从北京启程，访问突尼斯、加纳、津巴布韦和肯尼亚四国。领导人的频繁出访，从政治层面映衬出中非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是，飞速发展的中非关系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如何从最细微处看中非关系的合作、互助与友谊？本期我们推出《10个中国人的非洲故事》，正是想通过介绍不同身份的中国人在非洲的经历，给读者提供管窥中非关系的路径。

 10个中国人的非洲故事

每个中国人都是友谊的使者

■  半月谈驻内罗毕记者   张崇防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及中非合作的不断深化，在非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6至7年中，就有大约75万中国人到非洲安家立业。目前，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如今，中国人的足迹几乎遍及非洲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与我国没有邦交的非洲国家。与此同时，在非洲中国人的身份日益多元化。他们中既有外交官、记者、学生、维和官兵、志愿者，又有企业家、农场主、商人、个体摊贩，还有技术专家、建筑工人和石油工人。他们的活动，几乎涉及所在国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

    随着他们的到来，非洲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商城，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华人社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孤立地成为非洲内部的“中国区域”，而是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融入当地社会：在非中国企业积极实施本土化战略，在非中国人主动学习当地语言和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在非洲的中国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奋斗在哪个领域，都对非洲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捍卫中非友谊负有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驻非洲各国的外交官是中非“全天候”友谊负责任的瞭望者和守护者。我认识的驻南非大使刘贵今，自称是“一条道走到黑”的老非洲。他既是非洲问题专家，又是中非合作的积极推动者。驻纳米比亚大使梁银柱已近花甲之年，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36年，始终没有离开过非洲事务，足迹遍及多个非洲国家。虽然临近退休，他依然为中纳双边关系的发展殚精竭虑。

    为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派驻非洲的维和官兵忠于使命，恪尽职守，甘洒汗水乃至热血。非洲是中国派驻海外维和人员最多的地区，也是最危险的地区。然而，“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危险”，是他国战友们对中国官兵的一致评价。

    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家对非洲前途充满信心，把中非友谊看得弥足珍贵。2002年，安哥拉全面结束了长达27年的内战。此时的安哥拉农业基础极为薄弱，粮食大半依赖进口。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安哥拉项目总负责人孙彦华坚定地认为，中安农业合作项目必将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对这个国家抱有信心很重要，这是我们开展合作和扩大合作的基础。只要帮助他们把水送到田间地头，安农业就会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

    在非洲承建各类项目的中国工人勤恳作业，不怕艰难困苦，为当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去过撒哈拉沙漠腹地，在那里施工的中国路桥公司工人通常要忍受50多摄氏度的高温，既要头裹纱巾用于防沙，又要不断往身上浇水来降温和抗干燥。

    他们还有人为这片土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曾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参加一位中国技术工人的葬礼。他在一次工程事故中丧生，时年只有33岁！

    在非洲的中国公司要盈利，在非洲的中国商人要赚钱，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决不能以牺牲或损害所在国利益的途径来实现。中国政府将进一步规范在非中国公司以及中国商人的行为，妥善处理好公司利益、国家利益、所在国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在非洲要想有长远发展，就要积极回馈当地社会。

    在一千多年的交往史中，中非从不存在“奴役”与“掠夺”。在百多年来各自争取民族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征程中，中非更不存在“侵略”与“殖民”。在新世纪全球化的大潮中，中非互相支持，携手同行，不断深化互利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一合作进程的参与者，是非洲美好生活的建设者而非殖民者，是中非友谊的传播者而非掠夺者。

    10个普通的中国人，行业不同，背景各异，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这个蓬勃发展的大陆，投身于中非友好合作的大潮中。他们的非洲故事，将为我们全面观察中非关系打开一扇窗。

    在36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将所有的精力倾注于中非友好事业：一半时间在外交部非洲司，一半时间则耕耘在非洲大陆。

    尼日利亚总统经常亲切地称他是尼日利亚人，纳米比亚总统说他是在纳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大使。他用自己真诚的心换来了非洲人民的深厚情谊，这实际就是中非大友谊的一个小缩影。

     梁银柱：倾尽一生浇灌中非友谊之花  

■  半月谈驻内罗毕记者 刘颖 

18年非洲岁月不平凡

    1971年，25岁的梁银柱进入外交部工作，从此与非洲结下不解之缘。在36年的外交生涯中，他一半时间在外交部非洲司，一半时间则耕耘在非洲大陆，先后在加纳、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和纳米比亚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常驻。

    出席纳米比亚独立庆典、参加曼德拉总统就职仪式、与南非建交谈判……36年来，梁银柱经历了非洲大陆一个个历史性时刻，见证了中非友好关系的一步步发展。

    1999年，梁银柱开始担任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当时，尼新政府全面冻结军政府时期与外国签署的重大项目合同，其中包括中国公司承包的合同额逾５亿美元的铁路修复工程。梁大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在尼总统的直接推动下，使这一项目得以重新实施。

    根据尼日利亚的国情，梁银柱提出与尼开展石油合作的建议，并积极推动我国从尼进口石油和我公司参与尼石油开发。梁大使在任期间，中尼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及石油领域的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

    从2003年至今，梁银柱转任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对于纳米比亚，梁大使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他很早就关注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990年，他随中国政府特使、时任副总理吴学谦到纳米比亚出席了纳独立庆典，与纳米比亚人民一起分享独立的喜悦。

    纳米比亚矿产资源十分丰富，90%的矿产品用于出口，矿业所创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0%。根据纳米比亚的这一国情，梁大使建议并积极推动中纳矿业合作，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他还力图扭转中纳经贸合作相对薄弱的局面，深入考察纳米比亚矿产农业资源情况，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并促成两国建立经贸混委会。

    梁银柱在尼日利亚和纳米比亚任大使期间，台湾当局破坏中尼和中纳关系的图谋均未得逞，尼日利亚和纳米比亚在国际事务中都给予了中国强有力的支持。

浇灌中非友谊结硕果

    梁银柱当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时，非洲还有很多国家没有独立。那时，我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和努力。梁银柱的工作与非洲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与非洲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友好和支持让梁银柱十分感动。上世纪80年代初，梁银柱在加纳工作时曾发生一次车祸。当时，加纳人开车路过发现，立即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使他得到了及时治疗。他说，平时在路上如果车辆发生问题，非洲人总是主动过来帮忙。到纳米比亚担任大使以来，他还没有遇到过纳方对中方的要求表示拒绝。

    “对非洲人要以诚相待，以心换心。驻在非洲国家不能只待在家里，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开展实地调研，才能发现更多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机会。”梁大使如此总结自己的外交心得。

    在非洲任大使近8年来，梁银柱与驻在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包括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和现任总统波汉巴等。他不顾尼日利亚治安混乱、疾病肆虐和飞行事故多发，遍访全国36个州中的大部分，深入到州长、部长的家乡交朋友；他与纳米比亚国家计委主任、财政部长、矿产能源部长等政府主要成员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经常亲切地称他是尼日利亚人，纳米比亚总统也说，他是在纳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大使。

    “他们信任我，有事愿意找我帮忙，我有事他们也乐于帮助，这对我履行使命助益良多。”梁大使说。

    去年底，为了表彰梁大使为增进中非友谊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他评为“感动非洲的10位中国人”之一，并颁发“首届中非友好贡献奖”。

张远翔：“不务正业”的旅行社老板

■  半月谈驻内罗毕记者  赵卓昀

    肯尼亚中国旅行社（肯中旅）总经理张远翔最近挺忙。不过，让他操心的并不是旅行社的生意，而是一件看来与旅游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长跑。

    3月下旬，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他正准备带领一支由肯尼亚运动员组成的队伍参加3月3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国际马拉松赛。此后，他还要带队参加4月底的扬州半程马拉松赛和6月中旬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而他的重点目标将是11月的北京马拉松赛。

    一名商人为何如此“不务正业”，沉迷于长跑比赛？

 走进非洲

    2002年，张远翔来到濒临印度洋的东非国家肯尼亚投资旅游业。应当说，肯尼亚拥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在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方面，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以一年一度的百万角马大迁徙闻名于世，最近还被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

    但在张远翔创业之初，中国民众对这个遥远国度的了解还相当有限。2002年，全年来肯尼亚旅游的中国人也就两三千人，肯中旅接待的只有数百人。

    2004年对张远翔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陪同时任肯尼亚旅游部长的拉斐尔·图朱访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中国批准肯尼亚为“旅游目的地国”。为此，张远翔在北京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活动，介绍肯尼亚的旅游资源。这年年底，中国批准了肯尼亚的旅游目的地国地位。

    此后，前往肯尼亚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迅速增长，张远翔的生意也蒸蒸日上。2006年，来肯尼亚的中国游客总数估计达到1万人次，其中肯中旅接待了大约3000人。张远翔说，今年他的目标是5000人。

爱上非洲

    来过非洲的人无不为这里特有的富于原始和神秘色彩的壮美景致所吸引。用张远翔的话说，从一开始，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

    “站在马赛马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看着成群的野生动物在眼前悠然散步或追逐嬉闹，心境会像草原和天空一样开阔，所有的烦恼会一扫而光。”张远翔这样形容自己对非洲的感受，“看着它们徜徉在自己的天地中，你会感觉有一种震动撞击胸口。”

    正是对非洲的热爱，促使张远翔不再仅仅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

    近年来，他先后协助承办了中国摄影家罗红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举办的以环境为主题的个人摄影展，以及中国探险家为宣传北京2008年奥运会而进行的对全球9大极点的探险活动。

    眼下，他正在打造一个以“爱上非洲”为主题的系列品牌，包括即将推出的一个网站和一套丛书，目的都是向中国民众介绍非洲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促进中非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张远翔还打算在马赛马拉建造一座结合中国和非洲特色的旅馆。他说，韩国和日本都在肯尼亚拥有本国的饭店，分别体现了本国的文化特色，而中国至今尚没有这样的项目。

    作为远期目标，张远翔还筹划在内罗毕设立一个非营利性的东非中国文化交流中心，通过教授中文、举办展览等活动，更广泛地向非洲民众介绍中国文化。

走出非洲

    事实上，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张远翔没有停留在把中国介绍到非洲的层面，而是更进一步，把“非洲”带到中国，而且是在一个很多人未曾想到的领域──体育。

    长跑运动最让肯尼亚人自豪，来自肯尼亚的长跑运动员经常在世界级长跑比赛中摘金夺银，就在3月24日肯尼亚海滨城市蒙巴萨举行的世界越野跑锦标赛上，该国赢得了总共8枚金牌中的5枚，列各参赛国之首。

    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张远翔从2004年起就多次组织肯尼亚运动员前往中国参加比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去年的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上，张远翔带去3名运动员，拿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在去年的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上，张远翔的3名队员更是囊括了男子项目的前三名。

    张远翔说，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一些城市越来越重视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来打造城市品牌，扩大城市影响力，而高水平外国选手的参与无疑将有利于提高赛事的整体水平。从另一方面看，更多非洲运动员走出非洲、走进中国，也能增进非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使双方之间的交流真正成为“双向交流”。

    “前几年，我找的队员成绩只要比较好就可以到国内争取名次。而现在国内比赛的水平越来越高了，必须要找世界级的运动员才行。”说起比赛，张远翔津津乐道，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旅行社老板。

    “与做一名商人相比，我更愿意做中非文化交流的使者。”他这样为自己“辩解”。

    “过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送我们武器，帮助我们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现在中国的专家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帮助我们脱贫致富，世界上只有中国是这样，中国是非洲的真朋友。”──南非执政党的一位老党员。

林占熺：在南非播撒致富的“菌种”

■  半月谈驻约翰内斯堡记者 陈铭

    2006年4月4日，南非祖鲁王国，海港城市德班西北约100公里的夸丁迪村，一场特别的庆祝丰收的现场会正在召开。

    45岁的黑人妇女玛丽·恩库布捧着刚刚采摘的蘑菇，声音因激动而略有发颤：“我们用双手种出了蘑菇，从此我们将告别贫困，迈向富裕的道路。”

    现场围了200多名政府官员和当地村民，被太阳晒得黝黑、来自中国福建省的林占熺教授向大家算起了蘑菇账：一块面积5平方米的土地，一年能种出640公斤蘑菇，一公斤蘑菇在市场上能卖25兰特（1兰特约合1.25元人民币），一年的产值就高达16000兰特。

    简单的一笔账，唤起了人们压抑已久的致富梦想。这里的农民可能是最穷的南非人，海拔1000多米的丘陵地带，居住着3000多村民，其中80%的人没有工作。玛丽对记者说，她全家8口，有3个男孩，3个女孩，老公没有工作，只有靠她维护公路每月收入的390兰特和两个孩子的社会补助180兰特维持生活，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两个多兰特。

    在林教授到来之前，种植菌草蘑菇在祖鲁王国是一件稀罕事，当地农民只有在暴雨之后才会看到奇异的草菇。由于害怕中毒，就是再穷再饿，也不敢吃地上长出来的草菇。

    其实，南非并非没有现代化的蘑菇生产技术，只是蘑菇生产和市场都被白人控制。白人对菇类的消费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每年为3公斤。从事菇类生产的也主要是几家大企业。而黑人对菇类的消费几乎为零，并且因为现代化的蘑菇生产成本高，投入资金多，贫穷的黑人农户根本无法进入这个行业。

    政治上翻身做主人的南非黑人兄弟早就梦想在经济上自强自立。2003年2月，南非祖鲁王国国王古德维尔·兹维里斯访问福建，参观了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对菌草技术十分感兴趣，当即提出要从中国引进菌草蘑菇和旱稻栽培技术。

    在祖鲁王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省长恩德贝莱的大力支持下，2005年1月，林占熺教授带着专家组来到南非，开始为南非黑人传授“点草成金”的神奇技术。

    年过六旬的林占熺，中等个子，敦实的身材，黝黑的肤色，貌不惊人，眼神里透着自信与执著。虽然没有水稻专家袁隆平那样的知名度，却称得上是世界菌草领域的袁隆平。传统的食用菌栽培，要以阔叶树为主要生产原料，对林木的消耗极大，导致许多菌类生产国都出现了菌业生产与林业生态平衡之间的“菌林矛盾”，难以持续发展。1983年，林占熺率先发明了菌草技术，即利用斑茅、芦苇、秸秆等代替阔叶树和木屑栽培食用菌，一举突破了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瓶颈。

    林占熺根据20多年来在中国西部地区和国外落后地区扶贫的经验，结合南非的实际情况，把菌草生产分解成为两个部分：把技术性较强的制种和菌袋生产集中在基地，由经过培训的工人进行；把劳动力密集型的出菇管理简单化和标准化，由组织起来的贫困农户进行，再组织农户形成合作社，进行商业运营。

    为了确保成功，林占熺首先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农业厅总部农场设立了示范生产培训基地，培训技术人员、推广人员和生产人员，并培养研究人员；其次，在农村设立旗舰点，集中上百个农户进行产业化的生产，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和推广人员全程参与旗舰点的组建和运作，集中学习技术和管理；最后，这些具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和推广人员到其他地区复制类似的旗舰示范点。

    经过两年时间的实践和发展，林占熺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全省搞起了32个菌草试验点，祖鲁国王和省长的私人农场也种起了菌草，数千黑人农民开始尝到种蘑菇的甜头。

    受益的远不只是南非的黑人农民。这两年来，林占熺和其他中国专家还培训了莱索托、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喀麦隆、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博茨瓦纳、斯威士兰、埃及和乌干达等国的技术人员。也许，要不了多久，林教授播下的致富“菌种”，将遍布非洲大陆的每个角落。（编者注：祖鲁族是南非的著名部族，祖鲁王国位于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拥有自己的王室和一定的特权。）

    “作为一名援外医疗队员，虽然无法尽到照顾家庭的义务，但为了中国人民和赞比亚乃至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舍小家、为大家，我永远都不会后悔。”──李彦伟

  李彦伟：舍小家、为大家的医疗队长 

■  半月谈驻卢萨卡记者 石寿河

医疗队中的“三朝元老”

    50岁的李彦伟原是河南安阳地区医院的业务院长。4年前，他作为中国第十二批援赞医疗队的队长，怀着神圣的使命感来到卢萨卡，一干就是3个任期。

    初来乍到，李彦伟带领队员到赞比亚大学教学医院交流了解情况，交谈中，发现医院院长兰巴特和自己一样，都是神经外科大夫。由于有共同语言，两人相谈甚欢。最后，兰巴特院长向他提出请求，希望他能参与临床工作，助自己一臂之力。

    按规定，医疗队队长只承担队员的管理协调工作，不用参与临床治疗。兰巴特院长提出这样的请求实属无奈：当时，整个赞比亚只有他一名神经外科大夫，而他本人还要兼顾医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工作繁忙，分身乏术。

    考虑到对方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在征得国内同意后，李彦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份工作。

    医疗队每两年轮换一次，两年期满，李彦伟需要再次做出选择：由于医术高超，工作表现出色，兰巴特院长舍不得他走，并向前来考察工作的中方卫生部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李彦伟能够留在赞比亚再干两年。

    今年初，已经在医疗队工作了4年的李彦伟在赞方的邀请下，又一次选择了留守，成为援赞医疗队中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

“零距离”接触艾滋病毒

    在赞比亚行医看病，除了医术过关，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赞比亚艾滋病感染率很高，官方公布的感染率是16%。虽然是在赞比亚最大的医院工作，但这里的设备与国内相比，仍处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在国内得心应手的手术，在这里有时会因为手术器械落后而变得棘手。更可怕的是，大夫被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大大增加。李队长回忆说，他自己就曾因为手术器械的问题被刺伤过两次，其中一次手上被病人的骨碴划破了一条1厘米长的口子。

    “当时非常紧张！”李彦伟现在还心有余悸。出于保护病人隐私的考虑，院方一般不会透露其是否携带艾滋病毒，而且即便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作为一名大夫，也不能因此而弃之不顾。“我们不知道这名病人是否是感染者，因此，赶紧停下手中的活，到外面做了紧急处理。”

      随后，院方分别给李彦伟和病人进行了化验。“当天晚上等待结果的时候，心里的确很紧张，觉都没睡好。”李彦伟笑着对记者说。

      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病人呈阴性，他才松了一口气。

      李队长说，由于客观条件有限，他更多的时候只能在主观上提高防范意识，保护自己。

在赞比亚“上山下乡”

　  　援赞医疗队是中赞之间一道友谊的桥梁，李彦伟经常这样说。的确如此，每一名医疗队员都是友谊的使者，为中赞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除了在医院里为病人看病做手术，医疗队员们还在李彦伟的带领下，成立了一支“移动诊疗小组”，来到赞比亚偏远的乡村，为当地百姓看病送药。

    赞比亚虽然实行免费医疗制度，广大农村地区仍然严重缺医少药。2006年1月份，李彦伟带领6名医疗队员，从首都卢萨卡驱车300公里，来到南方省的格温贝地区，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免费诊疗服务。

    格温贝全区只有一名医生，当地老百姓常年无法看病。中国医疗队的到来成为当地一大新闻，人们事先通过广播知道医疗队要来，不顾路途遥远，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诊疗点外排起了长队。

    当时正值雨季，当地湿热难耐，李彦伟和队员们一天忙下来，衣服总是被汗水湿透。由于病人太多，有时午饭都顾不上吃。

    在3天的时间里，医疗队奔赴了3个不同的地点，为600多名当地百姓进行了检查诊断，并免费分发了带去的药物。

舍小家、为大家

    李彦伟的身后，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家庭。李彦伟的老母亲已经年近八旬，老人早年参加过革命工作，思想上很开明，对儿子选择来非洲非常支持。李彦伟说，他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总忘不了叮嘱他，自己身体很好，让他安心工作，不要挂念。

    今年春节，由于上一批队员已经期满回国，李彦伟无法回国探亲，便把妻子和孩子接到赞比亚，在非洲过了一个全家团圆的春节。

    李彦伟说，作为一名援外医疗队员，虽然无法尽到照顾家庭的义务，但为了中国人民和赞比亚乃至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舍小家、为大家，他永远都不会后悔。

    “中国军人来到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私心，就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摆脱灾难，医治战争创伤，人民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孙洁

孙洁：中国军花盛开在刚果（金）

■  半月谈驻金沙萨记者  王昭

    今年3月21日，即将结束任务的中国赴刚果（金）第六批维和部队全部218名官兵被授予联合国维和勋章，22岁的孙洁成为联合国蓝盔部队中获得维和勋章最年轻的女军人。

    孙洁是兰州军区总医院的医疗分队护士，去年8月随中国维和部队医疗分队到达刚果（金）东部南基伍省省会布卡武任务区。

    “出国前，我就听说刚果（金）传染病横行，在中国已经绝迹多年的疟疾在那里最常见。这里的人民刚刚从长期战乱中安定下来，但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医院所在的布卡武更是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反复争夺的要地，时常发生暴力事件。前天晚上，我们医疗分队驻地附近又响起了枪声。”讲起这里的环境，一身戎装的孙洁显得很平静。

    “2床的病人是乌拉圭维和部队的女医生，昨天她刚到医院的时候，看到她表情很沮丧，我自己也很难过，就送给她一个头花。她也是个爱美的女孩子，今天看她精神好多了，还戴着我送她的头花。” 这个兰州女孩笑了，能把快乐传递给其他人，孙洁自己也很快乐。

    孙洁觉得，在国内，护士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好，而出国维和，不仅要优质地完成任务，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她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中国军人的国际形象。

    孙洁和战友们细致入微的工作赢得了尊敬和友谊。乌拉圭维和部队萨尔基西安上尉告诉记者，今年1月他得了疟疾，到中国医院治疗。当时他呕吐，发高烧，情况非常严重。当天值夜班的孙洁一直陪伴他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安慰他、照顾他，直到他安然睡着。萨尔基西安病愈归队后，还会时不时地到中国医院驻地看望孙洁和她的同事，每次都会带一束鲜花表示对中国朋友的感谢。

    “我们还经常去卡乌姆机场和附近的布卡武大学接送危重病人，”孙洁说。医疗分队距离机场30公里，分队驻地到机场的道路路况相当差。一路上没有多少平坦的路，大家都被颠到骨头快散架。直到接送的患者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她才能松一口气。

    营地里日常生活的单调和枯燥超乎想象。由于安全形势不明朗，医疗分队严格控制外出。每天在院子里绕着营房散步转圈，三分钟不到可以绕上一圈，这是大家最主要的消遣方式。孙洁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工作之余和分队的几个姑娘一起排练舞蹈。在与外军联欢的时候，姑娘们的歌伴舞总能赢得最热烈的掌声。

    孙洁的父亲曾是一位军人，他非常支持女儿的选择。他认为作为军人，能有一次出国维和、展示中国军人风采的机会是无上的光荣。当时负责选拔的负责人告诉孙洁，她有三个选择，可去可不去、不去和坚决要去。她选择了最后一个。母亲理解女儿的选择，但是对女儿的担心始终无法平息，每夜都无法安睡。为期8个月的维和任务即将结束，孙洁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回家与父母团聚，带父母一起旅游。

    孙洁把这次出国维和的经历看作自己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一课。她说：“在布卡武，经常可以看到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她们很漂亮，还很年轻就背起生活的重担。战争给这个非洲国家、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一直在贫困中痛苦挣扎。中国军人来到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私心，就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摆脱灾难，医治战争创伤，人民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汉语志愿者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民间使者。做一名汉语志愿者，不仅仅是让当地人认识多少汉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汉语教学，促进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两国友谊。”──徐本禹

徐本禹：津巴布韦再支教

■  半月谈驻哈拉雷记者  李努尔

    到津巴布韦2个多月了，徐本禹渐渐习惯了中午和晚上以“沙扎”为主食的生活。“沙扎”是一种用白玉米粉做成的玉米饭，津巴布韦人习惯把成块的“沙扎”抓到手里，蘸一下菜汤，揉成一个圆团后吃下去。

    在离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市中心20公里远的一个国家高级管理培训中心，徐本禹和另一名中国志愿者郝东智共享一套客房，带有一个卫生间和小小的客厅，客厅里还有一台25寸的彩电。这样的条件，比贵州大山里的山村学校好了很多。

    2003年，21岁的徐本禹考取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却放弃读研，前往贵州大方县支教，在同去的伙伴先后离开后，一个人默默坚守。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唤起了全社会对贫困地区教育的关注，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4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物”。

    徐本禹和其他14人是来到津巴布韦的第一批中国志愿者。在去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正在读研的徐本禹被团中央选派，又一次踏上志愿服务之路。

    徐本禹的主要任务，是在高级管理培训中心对一些有兴趣学汉语的人进行短期培训，学员大都是上班族，一个班3个星期。由于招生需要先打广告，为了马上投入工作，培训中心的主管马查维拉女士就把中心的管理人员召集起来，听徐本禹讲课。从那以后，管理中心的人见到他都爱说上一两句中国话。

    3月16日，徐老师的培训班正式开课，学生来自不同的行业，有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有和中国人一起做建筑的经理，也有准备近期去中国旅游或做生意的人。年龄最大的一个，是“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友谊协会”执行委员戴夫·鲍特拉，今年65岁，去年去过中国，对中国菜印象很深刻。

    背景各异的学员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汉语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没有课的时候，徐本禹经常会接到学生的电话，不为别的，就为了用汉语和他聊聊天，练练刚学到的口语。

    但是，要在短短3个星期的时间里让学员学有所获，国内循序渐进的教学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徐本禹决定另辟蹊径，从说汉语和学拼音教起。他把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汉语设计成对话，在课堂上进行情景再现，比如换钱、买东西、旅游、自我介绍、打电话等等；在内容设计上，尽量让学过的单词重复出现，加深他们的记忆。有时，他还设计一些小的topic（话题），让学生自己来表演。

    至于汉字的写法，徐本禹准备留到初级班的第二级再教。对这些刚刚接触汉语的非洲学员来说，会说比会写更重要。徐本禹正在教的初级班第一级，要招三次生，三次都招完后，再招初级班的第二级，到时会要求学生写汉字，并进行一些常用的生活对话。

    津巴布韦人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上了2周的课，不少学生已经会说：“徐老师，我有问题。”“你叫什么名字？”“我爱你，中国！”“在中国，西红柿多少钱一斤？”“你有中文词典吗？”“你有护照吗？”“你从哪儿来的？”他们还可以看着拼音读对话，虽然不怎么标准，但听到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中文，徐本禹感到很开心。

    让徐本禹开心的还不止这些。志愿者的到来让周围的津巴布韦人对中国的一切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会教食堂的工作人员说汉语。服务台的一位工作工员，把我们教他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并用绍纳语（当地语言）注上音。就连超市的工作人员见到我们都要向我们学两句中国话……”当地人学汉语的热情让徐本禹深受感动。

    记者问徐本禹，以前在贵州大山里支教，现在在非洲当志愿者，感觉有什么不同？

    徐本禹想了想说：“虽然志愿服务的精神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海外做志愿者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代表着中国青年志愿者的整体形象。汉语志愿者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民间使者，不仅仅是让当地人认识多少汉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汉语教学，促进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两国友谊。”

    当然，身处非洲的徐本禹一刻也没有忘记贵州大山里的孩子们。他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与母校的红杜鹃爱心社的同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的邮箱里，还有100多封信等待回复，“都是想帮助山区孩子们的”。

    张武新的中国车行开业后，加蓬发行量最大的《团结报》评论说：“中国汽车质量上乘，价格低廉。它们的到来足以让那些捷足先登的外国公司睡不着觉。”

 张武新：欲圆中国车的非洲市场梦

■  半月谈驻利伯维尔记者  任亚秋

    张武新是江苏盐城人，17年前来到中非国家加蓬投奔亲属。他先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开了个食品店。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他又经营从欧洲和巴西进口冷冻肉的生意，生意越做越大。

    张武新开办的加蓬食品进口公司坐落在利伯维尔著名的奥卢米工业区，这里聚集了不少有名气的外国汽车公司，如丰田、尼桑、马自达、雷诺等。张老板上下班经常路过这些公司的门前，每次路过他就想：中国的汽车业发展也很快，中国车的质量也越来越好，价格又很有优势，有的品牌都打入了欧洲，为什么加蓬就不能有中国的汽车？

    他决定在加蓬开设一家中国汽车商店。他在网上查阅资料，寻找厂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中国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长城”牌吉普车和中国重型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斯太尔”牌重型汽车上。

    2005年4月初，他首次购买的6辆吉普车和10辆重型汽车在天津港装船。当时的中非航线还没有专门运输汽车的滚装船。张老板在国内的亲属只好把吉普车装入集装箱，把重型车封上一层塑料膜后装上一艘水泥运输船。经过两个来月的风雨漂泊，运输船终于在6月初抵达利伯维尔市郊的奥旺多港。虽然重型车有一些地方生了锈，但车漆完好，张武新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6月18日，张武新的中国车行开张了。车行就开在丰田车行的斜对过，占地7000平方米。在宽敞的展示销售厅，刚运来的中国汽车在展台上一字排开，十分壮观。不断有顾客前来参观、问价，一些顾客坐在舒适的驾驶座上，半天都不肯下来，看看这儿，摸摸那儿。他们认为中国车看上去坚固、美观，性能也不错，价格又比同类车便宜。一位在加蓬航空公司工作的空姐在同伴的陪同下前后来了3次，最后决定购买一辆长城牌吉普车。

    中国车的销售引起加蓬媒体的极大关注。加蓬发行量最大的《团结报》的文章说：“中国汽车质量上乘，价格低廉。它们的到来足以让那些捷足先登的外国公司睡不着觉。”

    由于当地媒体的关注和广告宣传，张武新和他的中国车开始为加蓬人所熟知。2005年下半年，利伯维尔市政府决定给所属6个区的区长、副区长每人装备一辆工作用车，总共要买18辆。市政府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还是应该购买价廉物美的中国车。市政府派来下订单的人对张武新说，车到货时将举行一个隆重的交车仪式，请张老板参加，由市长从张老板手中接过汽车钥匙，再把它们郑重地交到每一位区长手中。

    可是，当车辆从中国运抵奥旺多港时，区长们听说后，等不及办交接仪式就跑到了港口。提车手续一办完，区长们蜂拥着奔向中国车，一人挑一辆，拿了钥匙，发动汽车，开了就跑。当然，那个市长许诺的交车仪式最终没有举办成。

    2005年是中国汽车开始向国际市场进军的一年。中国的“斯太尔”、“奇瑞”等物美价廉的汽车在国外受到了欢迎。张武新的成功实践，给中国汽车业内人士以极大的鼓舞，有华文媒体特别刊文，夸他率先帮助中国汽车在非洲国家圆了品牌梦。

    对于外界的夸奖，张老板总是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在非洲销售中国车的决心更加坚定。张老板现在每天想的就是中国汽车，每天与人谈的话题也是中国汽车。他每天开着一辆中国的“陆风”牌吉普车，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