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而现代的北京，活跃着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打工者。他们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的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的成长洒下了成吨成吨的汗水。在泥泞与尘土中，在烈日和暴雨下，他们坚韧地生存，面对歧视和漠然，他们习惯了倔强地保持沉默。但是有一天，他们中有一些人决意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用歌声而不是叹息、埋怨来沟通彼此，支撑前行。他们组织起来，为工友们免费表演文艺节目，填补打工生活的精神空白，他们给自己的小团体起了个朴素而富有力量的名字：“劳动号子”。

“劳动号子”：累了就唱，唱得响亮

■  吴智慧

    记者凭借报纸上一条劳动号子文艺社参与“大学生戏剧节”闭幕演出的简短消息，辗转数日才找到了劳动号子成员的联系方式。在偏远的北京北五环外的郊区，记者找到劳动号子文艺社排练的简陋场地，和几位主要成员先后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更多的时候，记者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观看他们排练，为他们朴素而动情的演出而默默感动。
    吴锋刚，一位20多岁、略显腼腆的湖北小伙子，出外打工已有11年历史，平时的工作是电焊和铝合金装修。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他，打工之余从1998年开始写自己的歌曲，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写成词、谱成曲，唱给工友们听。因为贴近生活，总是能打动工友的心。在排练现场，他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着一首自己写的歌《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那一座座高楼   需要多少人来建造/它的背后是多少双手在付出辛劳
    你可知道/滚滚而来的民工潮里/背井离乡的人啊  有多少/如同迁徙的候鸟/春去冬回  到处落脚
    明天在哪里停靠/为何忍受离别的煎熬/劳动创造了美好/你的生活却如此单调
    噢——噢
    你要知道/你我可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瓢/不论天涯还是海角/都有咱们无数的同胞
    你要知道/我们都是默默无闻  堂堂正正的英豪　
    吴锋刚说，我们之所以叫劳动号子，是因为我们的音乐是靠自己喊出来的，就像号子一般响亮，希望大家都能关注、支持这样一个劳动者自己的文艺社团。“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人员，但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歌声确实感动了不少的人。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朋友参与到我们中间来，通过艺术的方式进行交流，这样其实也能创造很大的精神财富，因为它使我们打工者的内心世界不再闭塞和孤独。”
     陈颖,一个个子不高的山东小姑娘，出外打工5年。她是一个特别喜欢文学创作的人，诗歌、剧本都来得。打工经历给了她丰富的素材，她经常把自己的经历转换成文字，成为劳动号子文艺社演出话剧的剧本。在排练现场，陈颖正在念一段独白“一封给朋友的信”，那是她写的一部新的话剧《飞翔》里的台词：
    你好，上学的时候，我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好，城里要比农村好上几百倍，尤其是过年时，看着一些女孩，从外面回家都变了样，我真的很想出去看一看，闯一闯，看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看看城市里的夜市美景。现在我出去了，但也明白了：高楼大厦，夜市美景，全都是属于那些有钱人的，不属于我们这些打工者的，真正属于我们的是工厂，是车间领导的辱骂声，是那几张很诱人而又很沉重的钞票。外面的生活不像我想象，外面的钱一点都不好挣，但打工的经历锻炼了我，使我变得更加坚强起来了，让我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的打工者，大家为了生活和梦想从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一群看似陌生而又很亲近的朋友啊。    
    陈颖十分投入，念着自己写的对白，一遍又一遍。突然，她停住了。空气里分明传来陈颖小声哭泣的声音，接着她就跑出了他们的排练场地——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这是他们的社团中另一骨干孙振的家。旁边的一位劳动号子成员于越告诉记者说，在他们的排练中，时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的演出和专业演员的表演不同：演员是通过多次地重复想象来进入角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对于劳动号子的演员来说，这是在一次次地揭开他们心中的伤疤和不愿想起的过去。
    于越说：“我们现在的经费主要来自工友的支持，还有社会的捐助，但还是很有限。”此外，他们的成员都是打工者的身份也给演出带来了困难。有些工友因为要干活无法连续参加演出，造成文艺社的演出人员无法固定，时间也很难统一。有些人可能在第一次的排练之后就没有时间参加排练，或者是去了外地。所以，他们只能让每次演出的每个角色都安排A、B角。也就是说，一个角色至少有两个人来担任。当其中的一个人无法演出时，不至于措手不及。
    劳动号子的生存同样和国家政策息息相关，于越说，国家为农民和农民工减负，使他们手里有一些钱可以存起来，支持社团的活动。农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也让打工者变得不仅仅是靠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还有能力通过艺术的方式，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多彩。
    劳动号子还用文艺的形式普及政策、法律知识，为打工者维权服务。来自河南的孙振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心人。他也常年在工地里打工，但他在闲暇的时间会通过看报、看电视等途径，来了解国家大事，尤其是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的相关信息。2005年12月，孙振所在工地拖欠工人工资，多次协商都没有结果，他就带着工友，找到了北京石景山区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他们的投诉很快被受理了。但是工地却一直拖到年三十才发工钱，他们和其他的工友只好留在北京过年。拿到工钱后孙振赶紧往家里打电话，他说：我很想家，但是来回的路费够让家里过上一个好年了，所以还是不回去了。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流了泪。
    孙振并不愿过多地描述自己艰辛讨薪的历程，他说，能通过文艺社的舞台普及维权知识，让工友们学到一些政策和法律常识，用这些知识来保护自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记者不愿过多打断劳动号子文艺社的排练，匆匆告别。但记者临走时记住了吴锋刚的一首歌《渴望飞翔》，那也许是劳动号子成员、乃至全体打工者的梦想：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工厂/工厂里的东西，什么也不要/我只想，再到楼顶/看看厂房外面的天空 是否/有鸟雀在上空/飞过，飞向远方
    我一直渴望/有那么一次飞翔/以坚韧为支点/把不断的努力和思索/当成体验幸福的方式
    我是那么渴望飞翔/哪怕仅仅一次/在那辽阔的地方被光亮穿透/照得见血和歌喉/照得见轻盈和梦想

（编辑：王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