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13亿人的和谐之路   

    中国社会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同时又处在矛盾凸显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我们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定今年10月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研究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在整体和谐的情况下还突出存在哪些不和谐音？什么妨碍了我们和谐生活？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针对此，半月谈杂志社在东西部八个省、直辖市策划实施了最新独家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收到5000份有效答卷。来自浙江、江苏、上海、河北、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的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问卷进行了认真填答。工人、农民、干部、大学生以及其他新兴社会阶层成员根据切身感受，从近20个候选项目中投票选出他们感受最强烈的和谐社会十大热点问题。
    专家评价，半月谈这次问卷调查比较成功，调查数据具有民情研究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真实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以及老百姓的关注度。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不同人群对利益问题普遍给予了格外关注，尤为可贵的是，大多数人在关注个人切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忘关心社会公共利益。
    “百姓关注的，正是政府求解的。”我们发现，八省市百姓关注的热点与中央近年战略部署的着力点高度契合。谋求社会和谐，就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如何适应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回应着中国民众的这一期盼，我们的执政党正在理性求索13亿人的和谐之路。

排名	半月谈调查：和谐社会十大热点排行榜	得票
1	收入差距扩大	4295
2	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	4251
3	就业难，劳动者维权难就业难，劳动者维权难	3713
4	社会保障滞后	3579
5	反腐倡廉力度亟待加大	3471
6	道德规范失控	3161
7	环境污染未得到有效遏制	3116
8	公民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渠道不畅	2963
9	社会治安不佳，黄赌毒危害严重	2857
10	打官司难信访难	2831

半月谈5000份问卷调查投票评出——

求解八省市百姓关注的
和谐社会十大热点（上）

1.收入差距扩大（4295票，排名第一）

[百姓心声]
王纪明  （56岁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改革发展的成果应该惠及广大群众。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解决百姓教育、医疗、购房难题就无从谈起。
王其良   （68岁  上海市）
    付出同样的劳动，非垄断行业员工有的工资只有700元左右，而供电、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收入却要高出近10倍。
王青山   （40岁  陕西省延安市委宣传部）
    一些富人的资产积累通过非法渠道获得，有的为富不仁。
[记者点评] 半月谈记者 张琴

为13亿人公平谋划一张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已经达到国际警戒线。根据库茨涅兹倒U曲线理论所揭示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收入差距先呈扩大的趋势，然后才进入缩小的区间。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而且二元结构特征又很明显，我国在一定时期出现收入差距扩大也在所难免。
    中央领导集体和有关部门已经高度关注并积极着手移除这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今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中央强调要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长期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行业垄断经营、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财税制度缺陷等。因此，遏制收入差距悬殊，需要综合发力，以“保低、扩中、调高”为红线，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双管齐下。目前，发展改革委牵头，多个部委参与，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文件。可以预见，一个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将力保13亿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 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4251票，排名第二）

[百姓心声]
茆庆坤   （63岁  南京市凤栖苑54号）
    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是新形势下老百姓面临的三座大山。
韩兴荣   （30岁  重庆市）
    治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救护车一响，几头猪卖光。
王艳平   （36岁  南京市双闸街道红旗村）
    现在人人都说：穷人不生病，就如走大运。
陈大元   （54岁  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政府）
    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好学校大量招生，收取择校费、赞助费。
[记者点评]  半月谈记者 秦亚洲

搬掉压在百姓心口的“三座大山”

    “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问题解决得更好。”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坦言。最近，半月谈在全国八省市组织的5000份问卷调查再次证明，“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在百姓关注的和谐社会十大热点中高居第二，已经成为压在百姓心口的“三座大山”。
    医疗和教育具有鲜明的公共服务色彩，政府有责任为百姓提供良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百姓对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的消费需求迅速升级，但是在社会管理体制、政策法规、行业垄断等多重因素的包围下，目前这些公共服务行业渐被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侵蚀。
    药价虚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药品从药厂到患者手中经过的程序太多，而几乎每个程序都被部门或者个人利用为“雁过拔毛”或者谋取私利的工具，加上监督机制的先天“贫血”和后天失灵，商业贿赂盛行。投机逐利的商人、渎职失守的官员和本应悬壶济世的医生构成的扭曲的“食物链”，使驱除肉身之疾的药品成了百姓难以下咽的苦果。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和区域差异扩大的背景下，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巧立名目花样迭出，远离社会公平。而面对刚性上涨的房价，城镇居民对小康的向往不得不演变为“房奴”的生活现实。富有者大建别墅，普通百姓则只能期待政府“安置广厦千万间”。
    在百姓殷切的期盼中，国家对药品实施了近20次降价。为解决9亿农民看病难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定下了颇为紧迫的“时间表”，到2008年将在全国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进课堂，中央在西部打响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攻坚战，对广大农村贫困儿童实行“两免一补”，对贫困大学生发放国家贴息的助学贷款；为了抑制房价，中央部委多次出台规定，打击炒房、投机和囤房行为，规范房地产开发信贷条件，推广经济适用房、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3.就业难，劳动者维权难（3713票，排名第三）

[百姓心声]
俞国安    （45岁 南京市桃园居）
    下岗失业人员、年龄偏大的人员再就业难，接收单位不签合同。
李玉玲    （50岁 江苏省）
    作为50岁的失业人员，找工作四处碰壁。
杨  华    （22岁 西安市钟楼案板街）
    学生太多，供大于求，就业压力大，用人单位对大学生要求苛刻。
[记者点评]  半月谈记者 朱峰3.就业难，劳动者维权难（3713票，排名第三）

城乡统筹化解就业之难

    最近，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完成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到6月底，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未签约的占49.81% ，尚有半数以上未找到工作，人数约达到两百万人。大学毕业生、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等，正遭遇着“饭碗危机”。
　  就业为民生之本。就业难是现代国家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一道槛，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社会劳动效率越来越高，就业增长率很可能降低。而相对于我国人口基数的庞大，就业供需难免会出现失调局面。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就业人员素质不高、劳资关系不够通畅和就业岗位不平衡，也不容回避。在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在增加，胜任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却难以找到。而面对就业大军，一些单位拼命抬高准入条件，压低工资待遇。在大部分人为了留在大中城市、应聘高薪部门而争得头破血流时，欠发达地区的很多工作岗位却无人问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目标任务已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今后5年，全国还将有4500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劳动保障部将持续开展“春风行动”，加强和改善农民工就业服务工作。我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推进劳动合同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所有用人单位基本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4.社会保障滞后（3579票，排名第四）

[百姓心声]
刘  乾  （20岁 西南交通大学）
    不少工人下岗后，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
余晨曦  （21岁 上海体育学院）
    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养老医疗保障。
何  贵  （42岁 浙江省仙居县政法委）
    社会保障滞后，农村地区更加突出，覆盖面太窄，并且办理时间太长。
[记者点评]  半月谈记者  丛峰

 
公共财政为国人托起社保一片天

    尽管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存在着难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可否认，近年来，我们通过完善城镇社保制度，成功地化解了国企改革带来的成千上万职工下岗分流的政治风险，短短几年时间建立起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网，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社保支出呈现明显的刚性增长态势。
    20多年来，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期，许多事业发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不例外。这使社保政策在设计和推行中存在许多先天不足，社保资源的分配失衡甚至出现“倒挂”现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群享受的却是较小规模的社保资源。不同群体间的待遇差别也相当大，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等社会群体仍游离于社保网络之外。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或企业为了“甩包袱”，剥夺或降低本应属于工人的保障待遇，使这一社会稳定的“减压阀”有时反而变成了“导火索”。这些都是导致群众对社会保障建设意见很大和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而社保总体目标模糊，各地标准不统一，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等问题，也让专家、学者和社保工作者深为忧心。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为建立公平、广泛的全民社保体系而积极求索。公共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对社保投入的激增，使我国社会保障能力与受益人群成倍增长和扩大。始于东北的社保改革试点，正在向全国其他省市扩展，亏空多年的个人账户被做实了，混乱的经办管理体系和低水平的统筹也得到明显改观。上海、深圳、成都等地，在目前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纷纷探索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农民工社保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5.反腐倡廉力度亟待加大（3471票，排名第五）

[百姓心声]
张培林  （51岁 陕西省委组织部）
    腐败如同毒药，四处蔓延渗透，如吏治腐败、司法腐败、教育腐败。
辛志垠  （28岁 上海市延安西路 ）
    腐败问题将会导致社会不公正地分配财富和资源，危害最大。
李文凯  （20岁 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在一个廉洁高效为民的政府组织下得到解决。
[记者点评]  半月谈记者 李亚彪

让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成为一柄利器

    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总的来说，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从源头预防治理腐败的工作稳步推进。从两年前刮起的“审计风暴”到今年的打击商业贿赂，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到我国积极参与反腐败跨国合作，一个新的反腐败工作体系正在构建。
    去年，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个体系力主标本兼治、注重治本，必将成为反腐倡廉的一柄利器。
    反腐败不但要重视体系建设，还要注意细节。“领导干部要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去年，吉林省通榆县580多名副局级以上在职官员陆续收到了县纪委发送的这条廉政短信。
    反腐败更不能忽视群众的力量。东北某省纪检监察机关有一年查处的6000件案子中，有4000件是群众举报的。吴官正同志前不久曾表示，面向全党全社会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努力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

半月谈5000份问卷调查投票评出——

求解八省市百姓关注的
和谐社会十大热点（下）

6.道德规范失控（3161票，排名第六）

 
[百姓心声]
颜熙婷   （26岁  贵州省）
    许多人存在信仰缺失，特别是青年一代。
党彦武   （23岁  陕西省汉中市人事局 ）
    经济发展了，传统美德丢失了，社会道德出现了真空。
倪海雁   （40岁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委组织部）
    在社会转型期，许多人追求个人利益，道德上迷失方向。
孙海贵   （46岁 上海市灵山路）
    道德规范应先从党的领导干部抓起。
[记者点评]  半月谈记者 陈钢

        
理性重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体系

    我们经常对身边的社会道德状况不满。小到插队、闯红灯，大到医生收红包、吃回扣、官员行贿受贿，部分人的“失德”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现实社会中道德在滑坡，道德规范有失控的倾向。
    然而，许多人对社会道德缺失的不满，只是停留在嘴上，停留在牢骚上，面对不良社会风气，从众者多，以实际行动抗争者少。站在十字路口等绿灯，如果身边人都闯红灯而过，多数人往往以“大家都这样”为由，加入闯红灯队伍……很多人既是道德滑坡的旁观者、谴责者，又是参与者、推波助澜者。
    市场经济和商业活动，并非必然导致信仰的失落和道德的滑坡。而且，市场本身可以为健康道德观念的发育提供良好的条件。在我们的社会，市场在发育，新的观念以及人们向往的道德观念也在发育。全社会正在热议“八荣八耻”，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阶段表现的一次总结，也是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存在问题症结的一种道德诊断。我们对道德的重建有理由保持乐观的态度，人们对道德状况的不满，其实正是我们的“良心”在说话，这正是道德重建的原动力。在现代平等多元的社会里，道德所要求的重点应该是所有人都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对现代人的道德信心应建立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更为坚固和持久的基础上。

7.环境污染未得到有效遏制（3116票，排名第七）

[百姓心声]
岳 峰   （20岁 河北师范大学）
    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与资源环境状况矛盾尖锐，过度开发使资源环境恶化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曹宏涛   （43岁 上海市）
    到处是白色垃圾，原来的清河、蓝天、绿草地不复存在。
庞玲玲   （60岁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中泰新村）
    夜间大量排放工业有毒废气，居民不敢在炎热的夏天打开窗户。
[记者点评]  半月谈记者  蔡玉高

让污染环境者难逃法网

    据有关专家初步估算，我国每年污染对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7%。环境污染为何难以遏制？干部考核体系中的“唯GDP”倾向是主要原因之一。为追求GDP指标，一些地方政府拼命招商引资上项目，至于项目本身对环境会造成多大危害则被置之度外。而有了当地政府的庇护后，污染企业更加猖獗，根本不把环保部门放在眼中。
    基层环境执法者难越“帽子和票子”两道槛，也是环境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环境执法人员的“帽子”绝大多数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在这种压力下，部分地方环境执法部门形同虚设，不敢对上级环保部门说真话，甚至为地方通风报信以应付上级检查。而在排污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后，环保部门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增强。
    “先污染、后治理”，这种错误观念在基层仍然普遍存在。很多基层领导以为，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是吃饭问题，至于环境保护，20年后再说！
    究竟如何改变目前环境保护不力的状况？要减少干部考核体系中GDP的比重，将环保等社会发展指标在真正意义上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对造成污染事件的肇事企业，要实行严厉的制裁措施，依照法律追究有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使之真正触及企业负责人的灵魂深处；同时，要追究环境监管不力的部门领导的责任。作为监督者，环保部门应当和地方“脱离”关系，实行垂直管理。

8.公民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渠道不畅（2963票，排名第八）

[百姓心声]
秦  超   （20岁 河北师范大学）
    我国亟待健全民主制度，让老百姓找到说话的地方。
张  洁   （27岁 江苏省）
    公民的不满无处申诉，必将导致这种不满情绪在民间扩散。
甄先枝   （54岁 西安市建国路）
    民主机制不健全、不畅通，可能导致决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曹  姬   （27岁 南京市建邺区小青路）
    民间话语权缺失。
[记者点评]    ■  半月谈记者  傅丕毅

用协商民主的理念完善表达制度

    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操作者都会认同这样一种现实——在社会日渐多元化的今天，利益的诉求和意见的表达也正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社会意见、利益表达整齐划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社会生态既丰富多彩，又头绪万千。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下，社会公众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更渴望制度化的、通畅无阻的表达渠道，如果制度无法满足公众需求，那么民众就会在制度外寻求救济，影响到社会正常秩序和稳定发展。
    中央政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们在观察中发现，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基层政府关于民主表达制度的创新正层出不穷。《半月谈内部版》今年第6期报道了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的实践，其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应用就让人耳目一新：为了能够让民意得到真实的反映，泽国镇党委政府去年从12万本镇人口中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产生275名民意代表，这些代表对镇政府公共财政的安排进行深入广泛的讨论，代表们讨论的意见最后被递交给镇人大表决通过。泽国实验表明，只要能够设计出科学的民主程序，公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就能得到和平表达，人民当家做主和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就能完美统一。
    民主必须有尝试，才会有进步；民主必须重细节，才能逐步完善；民主必须不断大胆试验，才能最终找到适合国情的成功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政府在现阶段通过民主的方式创新表达制度，既难能可贵，又意义重大。

9.社会治安不佳，黄赌毒危害严重（2857票，排名第九）

[百姓心声]
王  琳  （21岁 西安市友谊路127号）
    治安太差，大白天都有人偷东西，旁观者敢怒不敢言。
沈德秀  （42岁 南京市建邺区）
    社会风气太坏，卖淫嫖娼严重，造成太多的家庭破裂，要严管严打。
张凤霞  （44岁 南京市秦淮区双闸街道红旗村）
    连一般人都能接触到毒品，不少人一心只在赌博上，无心勤奋学习工作。
[记者点评]    半月谈记者 黄会清

消除官商勾结，才能铲除黄赌毒

    黄赌毒何以成为公害？官商勾结是症结，政府管理的不到位也难辞其咎。娱乐场所是各大城市夜生活消费的主要场所，也是官商勾结的高发区。据了解，一些非法色情场所背后有地方官的保护伞存在。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到各地进行暗访发现，歌舞娱乐、洗浴场所黄赌毒现象十分严重，达到了公开、无所忌惮的程度，而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又与当地一些公安民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去年8月，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称，当前一些地方的黑社会与公安勾结并操控当地的色情业。
    为进一步从制度上解决娱乐场所存在的突出问题，2006年3月1日，新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开始实行，该条例规定：不允许凌晨2点以后继续营业，明令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亲属开办娱乐场所等。条例还规定了国家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事的七种行为，特别对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吸食毒品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然而，要落实这些措施并不容易，关键在于公安部门要有决心接受群众监督，地方政府要下大力气消除娱乐场所中的官商勾结现象。

10.打官司难信访难（2831票，排名第十）

[百姓心声]
邹 帅   （20岁 西南交通大学）
    家父的一个朋友打了近十年官司，仍未拿全拖欠的工程款。我家也因一场至今未断的官司而痛苦不堪，连学费和生活费都难以承担。
马荣富  （40岁 南京市建邺区法院）
    老百姓打官司难，不只是因为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体制上的不顺畅。
朱 明   （25岁 重庆大学）
    打官司难信访难，跟腐败有很大关系，权钱交易、司法不公时有发生。
潘华丽  （20岁 石家庄经济学院）
    农民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去打官司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耗时耗财耗精力，最后还是白费力。主要是因为不少办案人员看人情，走钱路。
[记者点评]   半月谈记者  杨金志

让司法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

    信访远非一个高效率的解决方案，为什么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信访不信法”？要知道，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是各种社会矛盾纷争的最终解决方案。
    在我国，法院的财政主要还是地方财政承担。难以想象，一个吃着县财政的县法院，在面对涉及县政府利益的案件中，会完全做到公平公正。在一些地方，法院的审判受到地方政府的严重干扰，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官判决政府部门败诉，法官随后被迫“下岗”离职。此外，司法腐败导致的司法不公严重亵渎了法律的尊严，影响了法院和法官的整体形象。
    在一些地方法院里，流行对法官进行“二审改判率”考核。殊不知，这样的考核正在毁掉二审。这么一个“二审改判率”，让一审法院的一些法官们往往串通二审法官，让一审变成实质的终审，实际剥夺了当事人上诉的权利。
    即使赢了官司，老百姓面前还有一道“执行难”的坎。法院生效的判决无法落到实处，把公民为打官司所做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执行难的根源，一方面，在于我国没有建立统一、联网的信用体系，“老赖”们可以继续逍遥法外花天酒地；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银行、工商等单位部门不仅不配合法院执行，甚至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
    （问卷调查策划：周清印    实施：新华社半月谈和谐社会调研小分队）

和谐社会呼唤服务型政府

■  （采访整理）半月谈记者 许小丹 实习记者 王涛

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理解和谐社会，关键是要明确其重点所在。科学发展观重点解决增长和发展模式问题，和谐社会则侧重解决当前社会的利益关系问题。当前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很多都与利益关系的失衡、失调有很大关系。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没有利益关系的和谐，别的无从谈起。
    社会不和谐有哪些表现？我概括为三句话：收入差距悬殊、社会结构失衡、群体间对立（断裂）意识开始形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日益明晰，这个方向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够说市场本身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迫切需要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来和这个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但是我们尚缺乏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关于和谐社会，我一直强调：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目前我们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多还是体现在政策层面，但一些政策已经成为社会博弈的结果，光靠政策而没有利益均衡的机制，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解决利益均衡最关键的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能够在一个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利益博弈。这种利益博弈包括利益要求的表达。宪政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利益的合法性、不同利益主体合法性以及利益表达的合法性等基础理念之上。微观层面个人和群体的利益表达的机制与宏观的社会层面利益的协调机制，共同构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特别要强调一点，我们不能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利益关系的失衡，仅仅看成是政策的偶然失误的结果。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被看作是不同利益主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出现严重失衡的结果。

出台社会政策应把握哪些原则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唐钧

    和谐是什么？和，一个口加一个禾，禾是庄稼，就是人人有饭吃。谐，一个皆加一个言，就是人人都说话。前者是民生问题，后者是民主问题。在与民生相关的体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职责。
    以房地产为例，商品房的开发属于经济政策，而一般百姓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是社会政策。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是社会问题，应该找政府，而不是找房地产商解决。住房是一个大概念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百姓的基本权利问题。健康、教育都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困难群体家庭的孩子上学要找谁？不是找学校，而是找政府。政府要有一个政策把这个事情搞好。世界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与市场平行的都有一块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概念，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在130多年前提出的。社会和谐是终极目标，社会政策是手段。尽管有的政策不能解决制度、机制层面的根本性问题，但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如低保政策，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张力松弛一些，以利于进行下一步的深层次改革。
    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时应注意以下八大原则：
    一是社会政策是天然地偏向低收入人群的。因此，向着市场或准市场方向的改革，首先要想好低收入人群怎么办。如取暖、公交。
    二是自下而上的政策，成功可能比较大。专家学者按国外经验，在办公室里弄出的政策，失败的可能性大。
    三是社会政策的实施应该是一个政策组合，而不是光靠单项政策解决问题。
    四是要听“政策用户”的声音。去年对一个城市社会保障政策进行评估，按有关政府部门定的目标，已经做得很好，但按老百姓需要，差距就很大。
    五是政府部门要与非营利组织结成伙伴关系。服务性的非营利组织对社会有利无害。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大学生就业就能多一条较宽的出路。
    六是要让基层社区实现真正的自治，社区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七是注意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如退休老人提出养老金不够用，其实主要是医疗出了问题，看病贵，如果有一个好的医疗政策，养老金的压力就能缓解。
    八是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要采取渐进的策略，要使老百姓今天比昨天过得好，明天比今天过得好。

      
怎样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和谐社会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财政对和谐社会的推进主要体现为公共财政的构建。我国明确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始于1998年。目前，公共财政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围绕大局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现在，国家向农民发放“直补”，第一年全国财政支出用于粮食直补的资金不到100个亿，比起过去给农业的几百个亿来说，直补的数额并不是很大，在整个财政收入3万亿元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可以说并不是整个财力分配上的大变化，但效果非常好。因为它是跳过所有的中间环节，直接将钱交到农户手中。农民拿到这笔钱直接感受到了公共财政的阳光，由此切实提高了种粮的积极性，促进了心理平衡和社会和谐。
    同样的道理，社会保障首先强调低保的应保尽保。在城市区域内，只要居民没有达到本地最低生活水平，差多少补多少，一定托到政府的最低保障线上。当然，这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差，很难做到真正应吃低保的人都能及时拿到钱，而一些不用吃低保的人也可能混了进来。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政府不可能投入更多的管理成本去一一弄清，但至少托底的效果很好。
    社会分配方面，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把它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调整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老百姓对此非常关心。低收入阶层减少的税增加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支持能力，老百姓在基本生活需要层面上得到了满足，其感觉比高收入阶层减更多税来得更强烈。
    公共财政要体现出导向作用，财政收入怎么样支配更合理，怎么样更能在现阶段把支出所产生的综合效应与社会需要相对应，值得深入研究。针对一些高校要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要求，财政部有关领导已经明确表示，今后几年要把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高等教育不太可能。而如何为类似西部牧民孩子提供一个像样的六年小学教育，是目前财政所面临的更为急切的问题。以西藏为例，据匡算，“十一五”期间光解决小学固定教学点的问题就需要60亿元，而西藏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2个亿。当然，财政的倾斜也难以一下填补上这样的大缺口。当前的矛盾凸显期也不可能将矛盾解决得干干净净，但至少要朝着缓解的方向发展，保证不要出大的问题。

如何加强和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  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丁元竹

 
    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当前的突出反映。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
    公共服务是一定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可以享受的物品，主要包括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当前，我们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构建和谐社会，要着力发展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性公共服务。政府是责无旁贷的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就业继续处于高压状态，社会保障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普及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农村社会事业落后。在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公共服务的分配也存在失衡问题。广大困难群体不能充分享受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与高收入群体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不利于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
    究其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正确的社会管理理念，政府在发展领域缺位，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相当长一个时期，人们对市场和GDP过于迷信，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政府主导经济建设，政府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财力还没有用到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社会协同缺乏，公众参与不充分。
    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必须以加快政府管理理念创新，完善社会发展资源管理体制为突破口。我国目前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还带有明显的“建设财政”的特点，公共财政支出被大量用于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过高。因此，必须加大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比重。传统社会管理简单地强调社会控制和政府单一地分配社会资源，但是进入公共管理时代，政府只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社会组织与更大范围的公众一起构成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政府应该鼓励和引导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

（编辑：贺大为  黄海燕）

[和谐故事新亮点之城乡和谐篇]

川妹子梦萦“五朵金花”

■  半月谈记者 丛峰  朱峰  张琴

　  几年前，一心想洗净脚泥当个城里人的成都郊区农民曾华美离开家乡，跑到市里去打工。然而现在，她不但安心地留在村子里当起了“农家乐”的女老板，甚至还从城里引回来一个“上门女婿”。
    “当初刚从城里回到村子时，我根本认不出回家的路。”曾华美说，“原来破烂的农房、泥泞的村路全不见了，眼前是一片片的花海，白墙青瓦的川西民居，宽阔的水泥路，来来往往的买花赏花人。谁看了都想留下来。”
　  曾华美所在的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发生的巨变，只是成都市进行的一场名为“城乡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这场始于2003年的改革使成都660万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锦江区三圣乡党委书记李旭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三圣乡曾是全区最穷的乡之一，发展转机出现在2003年。当年10月，成都市利用三圣乡红砂村农民种花的习俗，在这里召开了四川省首届花卉博览会。当时，红砂村一下子涌进来100多万游客，买花的排队、吃饭的排队、上厕所也要排队……不但有30多家农户赚足了钞票，“就连卖方便面的都发了点小财。”
    为了突出特色，锦江区前几年制定了打造“花乡农居”的发展定位，鼓励农民成片种植鲜花。曾华美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村子里的。一开始，她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自己没掏一分钱，仅利用政府补贴改造了一下自家房子，办起了简单的“农家乐”。没想到，花博会的第一天就收入600多元。2005年，她投入20万元用于装修、聘请厨师和扩大经营场地。
    “所有的这些投资，都是我开农家乐赚来的钱。”曾华美说，“现在，这个农家乐是父母、我和妹妹三个人股份组成的小公司，我负责承包经营。我老公在城里上班，就买了一辆奥拓车每天往返。我们日子过得相当满意。”
    分享变迁的当然不止曾华美一个人。2005年底，红砂村已有“农家乐”等各种商业网点98个，全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2002年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近7000元。
    红砂村“花乡农居”的成功，也加快了三圣乡其他村子的改造步伐：幸福村围绕梅花文化，栽植20余万株梅花，其旅游观光项目名为“幸福梅林”；驸马村种植1000余亩菊花，以菊造景将部分民房改造成院落式工坊，引入剪纸、年画等特色民俗，构建工坊艺术村，称“东篱菊园”；万福村里荷塘很多，通过政府规划和引导，集中打造1000余亩超大荷塘，称“荷塘月色”；江家堰村则依托种菜的“老本行”，以江家绿色蔬菜品牌为媒介，通过都市人与菜地农户签订代种协议结对，让城里人体验农事，称之为“江家菜地”。这五个曾经以贫穷闻名的村子，如今各具特色，欣欣向荣，被当地称为“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的成功，每一步都是在实践中“憋”出来的。锦江区委书记白刚说，我们心里始终想着怎么让农民致富，挖掘出每一村、每一户的特点，尽量通过不征地、不拆迁实现农村发展，保证农民不失地、不失业、不失权（土地承包权）、不失利。

（编辑：许小丹）

成都“大交通”
碾破“二元”坚冰

■  半月谈记者  丛峰 张琴 朱峰 

    有的重大改革其实肇始于细小的事情。2006年1月20日，成都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被撤销，重新组建成都市交通委员会总揽负责全市城乡的公路、水路、公共交通、出租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等——这项促进“大交通”新格局的机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其启动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条普通公交线路的开通。
    2004年2月，成都大学一名身为政协委员的教授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将城市公交线路延伸到已成为都市卫星城的十陵镇。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成都大学已迁至十陵镇，另外还有一所重点中学也将迁至该镇，加上十陵镇原有的8万居民，都面临“进城难”的尴尬。
    提案上交后，成都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很快都派人来了解情况，并表示确实应该延伸或新增公交车到十陵镇。主管部门拍了板，问题解决本应指日可待，然而，直到2005年8月，第一班周末增开的公交车才驶进十陵，从决策到落实历时18个月。
    不是有关部门不干活，而是有车的建不了站台，有站台的管不了车，协调来、协调去，好事自然也就多磨了。原成都市交通局长、现市交通委员会主任黄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按当时的管理体制，市政公用局负责城市公交和出租客运，就是“管城里头的”；交通局负责长途客运和县（区）市之间出租客运，就是“管城外头的”。城里的开不到乡下去，城外的进不到城里来，不仅造成了交通运输资源的浪费，还因管理混乱给群众带来许多麻烦。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深入，许多原来的乡村变成了城市或市郊，那种按以前行政区域划分的城乡交通运输管理范围，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了。
    2004年8月，311路公交车第一次开进了郫县安靖镇方碑村站，取代了以前的乡村客运。而从试点开始到2005年11月开通的23条公交线路，已经使人称成都“后花园”的郫县实现了镇镇通公交车。新都斑竹园镇安乐村70多岁的刘桂珍婆婆告诉记者，以前出去要坐摩托车，风又大，还不安全。现在好了，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想进城抬脚就走，家里种的菜也随便就能卖到城里去了。
    新型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立，打破了城乡固守多年的“二元”体制，也逐步显现出科学管理的高效率。黄平感慨地告诉半月谈记者：“体制机制创新也是生产力，最出实效。”
　  据了解，除了改革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外，成都市还先后撤销了市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市农业委员会，区（市）县成立了城乡一体化工作局或农村发展局；成立市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从一条公交线路的增设到一个部门的机构改革，这种看似偶然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发展理念的革新，随着这种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发展观不断深入人心，一个崭新的城乡一体管理体制架构正在成都逐步形成。

（编辑：贺大为）

南京为百姓社保织出“宽带网”

■  半月谈记者  徐机玲 蔡玉高 张琴

    “我们为南京市的老百姓编织了一张社会保障网，这张网的网幅宽、网眼小、网绳粗。”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德春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这样形象概括道。“网幅宽”指社会保障不但覆盖当地居民，还覆盖了外来民工；“网眼小”是指城镇职工、失地农民、在职的、退休的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网绳粗”是指5个险种的积累已达到了57亿元。
    目前，南京市“五险”的覆盖范围均超过了100万人，借助这张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网，南京百姓正逐步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失有所济、伤有所保、生有所补”。这张“宽带网”不仅托住了城市居民，也托起了失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
    2004年出台的《南京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明确土地补偿费的70%用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政府每年从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基本生活保障；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由被征地农民根据自身要求和经济状况选择具体的参保档次；按照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做到“失土不失保”、“失土不失业”。
    今年64岁的王兰英告诉记者，按照原来的征地补偿办法发放的安置补助费顶多只够她五六年的生活，但是现在缴纳了一定的保障费后，她每月都可领取240元的征地保障金，而且保障金的标准还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截至今年上半年，南京市已有2.1万名被征地农民进入基本生活保障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按月可领取120元～360元的保障金或养老金。
    随着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实行失业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正式实施，从今年7月1日开始，在南京工作的城乡失业人员，将不分居住地和户口性质，一样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张士凯介绍，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因病在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的，按其在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的50%核报，但最高不得超过其应享受失业保险金的4倍。

（编辑：贺大为）

为贫困农民擦亮一盏灯火
                                
■  半月谈记者 张琴　朱峰　丛峰　

　
    41年来，47岁的重庆市渝北区张关镇菊花坝村二社农民乐祖灿就靠一条长木凳支撑身体，严重的小儿麻痹甚至让他失去了活动关节等最基本的能力，年过七旬的父母艰难地养活他至今。72岁的父亲乐长续告诉记者，儿子自己动不了，干啥都得靠人挪，睡觉、吃饭、大小便都不离开长凳。
    渝北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正槐说，特殊人群需要特殊政策，对于这部分缺乏自我脱贫能力的人群，将他们像城市低收入人群一样纳入“低保”救助是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具体困难的最好办法。
    2005年初，渝北区为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进行全面调查，统计出全区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共有2万余人。2005年6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每年审批一次，享受时间为当年7月至次年6月。
    为确保低保制度的公平有效，渝北区制定了一系列制度：申请审批程序公开透明，组织村民代表讨论通过申请低保的困难户，还要两次由各村张榜公示5天以上；低保款由金融机构每月直接代发到农户手中，避免款项流失和挪用；由区财政拨付保障金，减轻税费改革后支付压力突出的乡镇负担。
    乐祖灿每月能领到120元低保金，因长期病痛变形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口齿含混地说：“现在国家每月发钱，我想好好活下去。” 父亲乐长续则说，有了低保，自己即使不在了，也能放心一些了。
    渝北区委书记刘光全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需要。农村低保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长效机制，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人口、农村富裕人口和极贫人口的巨大生活差距，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温暖。

（编辑：王新亚）

[和谐故事新亮点之和谐文化篇]

东方讲坛：
讲到百姓心坎上的文化盛宴

■  半月谈记者  杨金志 秦亚洲 朱峰

    上海宝山区的孙师傅从厂里退休后，在家里闷得慌。不久，东方讲坛办到了他家附近的宝山区图书馆，久仰盛名的孙师傅连忙带上小板凳赶去听。这一听，听出“瘾”来了，连着听了10多讲。孙师傅说：“咱老百姓太需要这样的文化服务了。”
    这边，过道上刚加满坐席；那边，墙壁旁已经站满了人。这是东方讲坛时常遇到的情况。截至2006年7月17日，东方讲坛已经举办各类讲座3650场，直接听众达150万人次。从2004年5月开讲以来，东方讲坛就场场爆满。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演讲时，突遇停电，满场听众没有一人离席；有一场为海军官兵举办的讲座在舰艇上举行，不料这一天风雨交加，全体官兵仍然坚持齐刷刷站在甲板上听讲，主讲老师深受感动，也不肯落座，站着讲完了这一课……
    2004年，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公共文化产品，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推出了这个公共文化项目，通过开坛设讲向公众面对面地传播知识。讲什么东西呢？群众要什么，它就能送什么，当地群众形象地称其为“公共文化产品的配送超市”。从世情、国情、市情到形势政策、社会热点再到人生发展、道德成长，从教育和管理、经济金融、法律知识到历史文化、艺术鉴赏再到国防知识、健康养生等，人生万象，尽在其中。
    举办了这么多讲座，接纳了这么多听众，东方讲坛早已名声在外。然而偌大的一个讲坛却没有一名属于自己的专职讲师，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专用场地。东方讲坛办公室设在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所有专职工作人员加起来不超过10个。“东方讲坛没有自己的讲师，但是上海所有的学者都是它的讲师；东方讲坛没有自己的场地，但是上海所有的公共文化场所都是它的场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东方讲坛办公室主任潘世伟自信地告诉记者，“上海有多大，东方讲坛就有多大。”
    上海是中国的科教文化重地，师资和场地资源不在话下，关键在于整合。而东方讲坛通过讲坛设置序列化、品牌形象标识化、听众组织社会化、师资选聘签约化等一系列运作成功盘活了资源。截至7月17日，东方讲坛的特聘讲师团人数达到1105名，举办点达到237个，覆盖上海所有区县和高校。
    连锁超市的特点是标准化，作为“文化超市”的东方讲坛专门设计精致的品牌标识，对于会场布置、台卡摆放、形象广告、会场指示牌图片示范等细节问题也处处严格要求。细节决定了成败。
    讲座内容是讲坛的生命，具体讲什么题目从来不是由主办方“自作主张”，讲坛有一整套信息收集机制，准确及时地把准老百姓的思想脉搏。
    讲坛的平民视角成为其生命力源泉。东方讲坛与上海交警的成功合作就是这一正确思路的生动注脚。长期以来，警察在部分百姓心中扮演罚款者的角色，为了改变公众形象，交警部门的宣传铺天盖地却收效甚微。看到东方讲坛发展成为百姓信赖的公共平台，上海交警部门宣传负责人特意找来，希望借一臂之力。东方讲坛具体执行人生健红对他们说：“应该让百姓知道，宣传是为了百姓的生命安全，而不是为了交警的工作。”
    “交警与您共筑平安畅通路”——一场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宣讲系列活动开始了，如何过马路、为什么酒后不能驾车、一起交通事故将给家庭带来什么后果，一线的交警们用具体的案例讲活了生硬的交通规则。“这些警察同志演讲真有一套！”听众这样称赞，他们不知道讲坛在幕后做足了准备工作，生健红向记者透露：“许多交警精通处理事故，但不一定讲得引人入胜，我们专门组织专家集体备课，对交警部门提供的素材进行了整理。”这一系列讲座共举办了398场，每一场的听众都在280人以上，听满5场的人有4429人。

（编辑：贺大为）

[和谐故事新亮点之和谐治理篇]

长三角政府律师助推依法行政

■  半月谈记者  杨金志 傅丕毅

    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矛盾更为复杂，政府不得不为提高执政能力全力以赴，而一旦处置不妥则可能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并招致问责。不少干部感叹，“如今这‘官’是越来越难当了！”
    有什么“法宝”可以轻松理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吗？长三角一些省市创造性地将律师吸收为党委政府的“高参”，通过律师的监督、提醒、帮助，多次把不稳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政府与律师群体这一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有力地推动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杭州临安市昌化镇是浙江重点工程杭徽高速公路的必经之地，在征地过程中，当地许多农民认为补偿标准过低，多年来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和交涉均无结果，还被某些干部视作“缠访户”。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临安市调研时，他们将心中的委屈一股脑儿向领导倾吐出来。
    在接下来的接访过程中，和省领导同坐一排的随访律师邱雪良表现十分显眼。他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就土地征用标准、拆迁安置等问题向上访群众逐一解答，并回答了有关领导的现场法律咨询。有了律师的法律知识支撑，省委书记当场作出批示，要求临安市依据法律，按标准给上访农民补偿。政府按法律办事，群众口服心服，这场持续多年的群体性上访活动就此息访。
    浙江省领导带律师下访的制度源于2004年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委员唐国华的建议。从2005年开始，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律师随同制度”，效果良好。在一些涉及企业改制、房屋拆迁的重大群体事件中，动用大量警力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律师的参与下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
    上海、浙江等地政府还普遍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为招商引资、经贸谈判、重大改革提供法律意见的同时，顾问们还协调、化解突发性矛盾纠纷，协助政府领导做好信访接待工作。上海不少政府法律顾问不辱“高参” 使命，成为政府消除矛盾隐患的“排雷专家”。目前，律师参与上海19个区县政府领导每周四的例行接访已成制度，市直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志愿团成员每周一、三、五轮流参加市委、市政府的信访接待，每年平均接待来访市民3000多批约7000人次。
    目前在上海、浙江等地，律师在政府行政过程中以专业法律服务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渐成风气。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吕红兵说，由于律师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法律专业知识，易于得到上访人的理解和信任，从而缓和了他们和政府的对立情绪，避免了过激行动的出现。法律在化解纠纷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公平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地方，政府大多是在与群众的矛盾到了无法调和、坐不到一起时才想到律师，而不少矛盾当事人对律师参与政府工作的身份和作用心存疑虑，许多群众依然是“信访不信法”。
    接受采访的有关专家认为，要多让律师知晓、参与立法、行政的全过程，听取从律师等渠道传达过来的社会意见，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尊重法律，而不是领导拍脑袋、暗箱操作。否则，“律师化解老矛盾的进程，远远赶不上政府制造新矛盾的速度”。
    房屋拆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上海市“为被拆迁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志愿团”成员杨振裕律师说：“我们说是为被拆迁户提供服务，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为拆迁人提供服务，让他们做到规范。大量例证表明，动迁矛盾的责任主要在拆迁一方，如果能够做到规范合法，杜绝暗箱操作，矛盾就不会这么多、这么激烈。”
    不少律师反映，律师在矛盾激化后很难在提供法律服务上有所作为，只好充当政府和群众的调停人，当起“调解员”的角色。对于违法行政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事前预防和监督相对于事后亡羊补牢而言完全是事半功倍。
    浙江省委党校行政管理学教授吴锦良认为，在律师参与政府工作过程中，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这项制度有可能成为地方领导的政绩工程，律师成为信访现场、政府会议的“法律花瓶”，只看不用；二是在制度设计上应尽量选拔优秀的律师参与信访、法律顾问工作，防止有些素质不高的律师借“曾和领导一起工作”的名义，在外招揽生意。
    接受采访的律师们认为，有效发挥律师在依法行政中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律师要充分掌握信息、全程介入，不要出现矛盾才想到律师。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徐晓青说，律师要参与高层听证、咨询，政府的预警信息、维权及稳定的信息要及时传递给律师。
    目前政府与律师的合作机制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律师志愿参加，而要建立律师介入的长效机制，还需要把市场行为和志愿行为结合起来。

（编辑：贺大为）

六朝故都弹拨“和谐三部曲”

■  半月谈记者 蔡玉高 张琴 朱峰

    地处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故都的南京市建邺区，近年来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治理社会，在服务流动人口、依法拆迁、新城建设等三大任务中，款款弹奏出一曲曲和谐之音。

让外来人口感受平等与和谐

    来自河南的务工青年陈冠群是南京建邺区一名专职的社区流动人口协管员，有固定的收入。来南京已有15年的陈冠群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先后当过上新河、兴隆和南苑等派出所的联防队员和流动人口协管员，处理街道、村里的计生工作。平时，他还经常扮演居委会大妈的角色，流动人口哪家有困难了，哪里有矛盾了，他就要出面调解。
    南京建邺区目前约有外来人口12万，占全区人口的43%。建邺区确立了“让建邺成为外来人口‘第二故乡’”的理念，从“堵、防、控”式的管理变为“以人为本、周到服务”，从仅为保治安、计划生育的单项目标变为发展区域经济、鼓励勤劳致富的综合目标。为此，区、街两级成立了外来人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21个服务站。同时，按400∶1的比例配备了300多名外来人口工作专职协教员。建邺区还积极探索了“以外管外”模式，选配外来人口中威信高、作风正派的人参与管理和协调。
    据了解，为切实减轻外来人口的负担，暂住证、外来人口就业证在建邺区都是免费办理。建邺区还在全国首家建立外来工子弟小学，现就读外来工子女已超过5000人。街道和法院设立了外来工维权站和维权热线。“在这里，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平等。”来建邺4年的安徽农民王小标这样说。

让拆迁居民“居者有其屋”

    作为南京新城建设的主体部分和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主场馆所在地，自2001年以来，建邺区5年拆迁了2万多亩，拆迁村（居）民1万多户。建邺区区委书记陆志鹏对半月谈记者介绍，区里探索出一套比较有效的拆迁办法：所有的拆迁工作在具体实施上，坚持“三公开一监督”，即拆迁政策、补偿标准、办事程序公开，全过程接受群众监督；在政策执行上，坚持就高不就低、就宽不就严；在拆迁现场，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经济适用房导购、就业安置等多项服务，对“低保”、特困户“一户一议”，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补助，在买房、就业等方面优先照顾。“这一整套办法保证了我们在近些年的依法和谐拆迁中，没有发生一起恶性事件。”
    近3年来，建邺区政府下属的拆迁安置办公室先后承担了南京奥体中心配套设施、绿博园、秦淮河环境综合整治等多个重大工程。建邺区拆迁办主任聂方俊介绍说：“为保证拆迁工作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有序推进，拆迁办的所有员工都放弃了节假日，3年的工作量大大超过了前10年的总和。”拆迁办的工作不光是简单的“拆迁＋补偿”，还要包括安置、理顺家庭矛盾、帮助就业等不属于拆迁的工作。“特别是碰到家庭条件确实非常困难的拆迁户，我们就要在依法拆迁和有情操作之间寻求平衡，既要保证不违反规定，又要最大程度地对其实施补偿。”聂方俊说。
    目前，全市有7744套专供建邺区的中低价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正在加紧建设，同时建邺区又拿出了几个地块扩大建设小户型中低价商品房和公寓，还从开发单位手中盘下部分商品房，低价提供给拆迁群众，从而帮助拆迁居民实现“居者有其屋”。统计数据显示，建邺区已拆迁的村（居）民中，除有实力购置商品房的群众外，已经有一半拆迁户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

让所有人享受新城建设成果

    “改造老区，建设新城”，经过5年建设，位于秦淮河以西的河西新城，现已焕然一新。“奥体中心、绿博园、中央商务区，这些固然让人激动，但最让我们百姓满意的还是对以前老社区的改造。”家住建邺区南湖小区的蔡大爷说。2003年，建邺区政府投入1.4亿元，对南湖地区道路、下水管道、小区绿化以及南湖本身进行一系列改造。蔡大爷说：“从前南湖人提到在南湖住，总感觉有点抬不起头，现在语调里则都有种自豪。”
    今后5年，新城财政将每年拿出1500万元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百姓得实惠，因此，不能光考虑‘面子’，还得要‘里子’。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新城建设的成果。”陆志鹏说。

（编辑：王新亚）

[和谐故事新亮点之和谐拆迁篇]

拆迁户都觉得自己赚了

■  半月谈记者  张琴 丛峰 陈春园

    拆迁总量350余万平方米、拆迁居民25000多户、征地35000多亩、安置农转非人员26000多人。面对如此巨大的拆迁，重庆市南岸区3年力主“和谐拆迁”，基本实现了零上访、零纠纷。重庆市南岸区副书记吴伯生总结说：“一定要解决好拆迁群众最关注的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三大问题。”
    上海城9号楼居民温德芝和老伴都退休近十年，每月退休工资加起来只有1800元，拆迁后他们不花一分钱住进了130平方米的高档商品房，最后结算还补了1万多元。温德芝逢人便说是拆迁提高了她家生活质量。
    考虑到部分安置房建设需要一定周期，为了让拆迁群众安心，南岸区把过渡补助费提高到500元／月至800元／月。樊德均和辜维志老两口带着孙子住在租住房内，等待明年3月回迁到文韵江南小区。辜维志说：“只交3000元就能在自家原来地方住进全新小区房，孙子上学也方便，过渡期补助还这么高，我当时第一个签合同，我觉得自己赚了呀！”
    涂山镇征地农转非人员田野和刘应忠4月份参加政府免费组织的保安培训班后，6月开始到镇派出所当协勤，月工资550元。今年以来，像田野和刘应忠这样参加“订单”培训后就业的有450余人，通过专门服务拆迁人群的“24小时就业指导服务”找到工作的有3120名，政府还通过发放小额贷款120万元促进了2180名拆迁人群自主创业。长江工业园区征地拆迁事务中心主任李念文告诉记者，拆迁户罗应雄家庭困难不愿拆迁，后来安排他参加保安培训班后立即在园区就业，他主动配合拆迁。
    南岸区国土分局局长黄红伟说，为解决40岁以上女性和50岁以上男性征地拆迁人员的长期生计问题，南岸区实施了农村储蓄式养老保险安置，目前参保率100%。峡口镇五星村骆子堂社51岁的村民孙尚玉除了每月领取195元养老保险外，还有在村委会工作的450元工资。孙尚玉说，同村82岁村民张桂芬的6个儿子都不养活她，告到法院判决后儿子们还是不管，现在她每个月拿195元养老金也就不去求不孝的儿子了。

（编辑：贺大为）

一副对联喜乔迁
                　         
■  半月谈记者 丛峰 朱峰 陈钢

    对四川成都市新津县农民李淑华来说，2005年最高兴的事情是当上了拆迁户。6月18日，全家人搬进9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后，李淑华喜滋滋地请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了自家的门楣上。上联是“好领导好政策好形势好上加好”，下联是“富国家富集体富村民富了又富”，横批是“新生活”。
    看着李淑华贴出来的对联，同为拆迁户的邻居们没一个讥讽她“溜须拍马”的，反而都竖起大拇指说：写得好！
    在新津县，曾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难”的拆迁工作，现在变成了百姓交口称赞的“民心工程”。仅1个多月时间，新津县就拆除了4个村、近500户农户约16万平方米的房屋，涉及近万人，却没有出现一个“钉子户”，没发生一次拆迁纠纷。
    让农民心服口服的是，拆迁安置过程中，新津县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拆迁原则，将规划方案、补偿标准和安置办法全部向社会公开，征求农户意见。对于大家比较敏感的面积问题，则由县财政局、园区管委会，镇、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拆迁工作组”负责认定，认定后的拆迁房屋丈量情况、赔付标准、安置挑选情况也要公示。在赔偿标准和安置办法上，不为任何一个人搞特殊，全部统一标准，并由纪检、监察部门派专人监督。
    据新津县县委书记介绍，为确保失地农民拆迁后有房、离土后有业、年老后有养、生病后有医，新津县坚持在统拆统建、统一安置的过程中搞好综合配套，完善培训机制、就业机制、社保机制等“三种机制”，真正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建立了生存和发展的长效机制。
    半月谈记者在新津县五津镇古家村农民陈凤君家里看到，三室两厅的楼房装修和室内家具，跟城里没两样。“现在，打开龙头就有自来水，拧开电视就能收40多个频道，小区还有健身场和电影厅，再也不怕蚊子咬和牲口粪便了。”陈凤君高兴地对记者说，“这种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我们农民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编辑：王新亚）

[和谐故事新亮点之干群和谐篇]
                
上海第一村，村民变股民

■   半月谈记者 杨金志 秦亚洲

    位于上海西南郊的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已经连续两年在上海市特色亿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并被评为中国十大名村，村支书吴恩福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村官”。2005年九星村实现净利润18035万元，上缴国家税收8502万元，劳动力人均分配收入3.5万元。
    改革开放后，和许多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村庄一样，九星村也办过不少村办企业，主要集中在服装、玩具、电线电缆、仓储物流等领域。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集体企业发展乏力，效益低下，债务缠身，干群关系也紧张起来。就在这时候，七宝镇党委及时调整了九星村的党支部班子，在村民中有威望、发展经济有一套办法的吴恩福走马上任村支书。
    村党支部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把目光投向了第三产业。吴恩福等人注意到，九星村周边正在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区域，周边地区25万人口、8万人家，每户人家10万装修费，就是80个亿。村里于是开始兴办以建材为主的大型综合批发市场。
    19个月后，村里的欠债还清了。1997年，村里形成“北商南工”格局。到2000年，九星村已经是“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门面房，千家万店生意忙”。现在，村里已经形成22个大类专业商品贸易区，面积达到1600亩。
村里富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好起来。去年，九星村福利总开支达到852万，拥军优属、扶贫帮困、捐资助学、婚丧喜事村里都有补助。从2000年起，村里相继修建了三座“善事堂”，村里人在这里办喜事免费。
    “集体经济表面看人人有份，但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对等，繁荣不会持续长久。”吴恩福说，从2005年开始，九星村党支部开始进行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要让农民在“有工作”、“有保障”之外还要“有股份”。
    在整个改制过程中，村支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几经反复、多方核准，在农龄计算、股份分配、资产兑现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上避免了失误和争议。党支部坚持不配股、不送股、不奖股，这使得改制进行得风平浪静，干部的威信更高了。改制后的九星村，村民变成了股民，村委会和股份公司实现了“政企分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坚实基础。

（编辑：王新亚）

千名留守儿童有了代理家长
　
■  半月谈记者  张琴　丛峰　蔡玉高

    
　  鸣玉中学老师谈自川是留守儿童苏院的“代理家长”。苏院是他从看守所带回来的。孩子最初对人不理不睬，第一学期期末考试350分，是班上第33名。上学期期末，苏院考500分，前进到第13名。“谈老师对我太好了，我真想叫他一声爸爸。”苏院说，“现在想好好读书考大学，将来做一名建筑工程师。”
    我国目前约有2200万农村留守儿童。重庆南川市有留守儿童18130人。最早在南川市推出代理家长机制的鸣玉镇党委书记吴意迪介绍说，2005年4月，鸣玉镇启动代理家长关爱机制，让30至50岁的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村社干部和有帮扶能力的共产党员以及社会有识之士，自愿与留守儿童组成代理家庭，做他们生活知情人、学习引路人和成长保护人。代理家长须每学期制定帮扶计划书，接受两次心理教育专家的专题培训。目前，鸣玉镇412名无人管护留守儿童都有了代理家长。
    鸣玉镇将代理家长履行义务情况纳入干部职工月度、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严格奖惩。鸣玉镇积极建立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同时，还成立关爱工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协调教育、民政、司法、妇联和工会等部门共同开展工作。2005年底，南川市在留守儿童较多的金山镇、南平镇、头度镇等全面推广鸣玉镇经验。目前全市已有1000名留守儿童有了代理家长。
    连续两年提交关于留守儿童的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教授说，代理家长机制是目前国内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最具体的方案，属于政府倡导的义务监护人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意义。

（编辑：许小丹）

秸秆技术革命
使临潼告别“狼烟四起”

■  半月谈记者　陈钢 蔡玉高 丛峰

    今年6月21日，“雾”锁京城。当日，北京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之前连续14个达标蓝天的局面被中断。烟雾缘自河北省一些地方秸秆焚烧。与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民将秸秆付之一炬不同，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农民的秸秆根本舍不得烧，因为每亩秸秆能带来80元的收益。当地一企业研发的秸秆加工和微生物处理技术，可以变秸秆为牛羊爱吃、营养丰富的“绿色面包”。
    “收获时节‘狼烟四起’曾经是我们基层干部最头疼的一件事”，临潼区雨金镇党委副书记孙炜说，“群众要烧，干部不让烧，矛盾冲突非常激烈。现在秸秆值了钱，农民舍不得烧了。”前几年，临潼区农民也曾把秸秆一把火烧掉，既浪费了资源，又给地表植被带来毁灭性破坏，严重污染环境。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甚至曾因烟雾被迫停航。每当此时，地方政府部门只好使出严防死守、严查重罚等应急手段，却如扬汤止沸。每年村民之间焚烧秸秆引发的打架、打官司现象非常普遍，干群关系也十分紧张。
    堵不如疏。西安新天地草业公司董事长田英申介绍，他们公司从1997年开始，攻克玉米秸秆加工、贮存、运输难题，将秸秆挤丝揉搓之后，添加微生物处理，再进行袋装贮藏，使之成为可存放2年的优质饲草。2002年秋季，西安咸阳机场周边大量焚烧玉米秸秆，漫天浓烟威胁飞行安全。得知玉米秸秆能转变成优质饲草后，机场周边6个乡镇的40多名干部前来求援。新天地公司拿出10多套玉米秸秆挤丝揉搓机前去加工，以每吨35元的价钱敞开收购玉米秆，机场从此摆脱了浓烟困扰。
    临潼区区长任军号说，临潼区目前奶牛养殖数量达到4万多头，奶农增收的希望在于提高饲养水平，增加产奶量，微生物处理过的玉米秸秆饲草为此提供了条件，用微贮草喂牛羊，奶牛日产奶量较喂干麦草增加5公斤左右。
    田英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临潼区每年有2万头奶牛食用这种秸秆技术处理过的秸秆饲草，总共可以促进农民增收近亿元。临潼区区委书记张雷说，如果把这个增收比例扩大到整个中西部地区，整个玉米产区，其增收的效果将是一个让人激动的数字。

（编辑：许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