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世纪50年代，他们大多半农半医，靠“一根针、一把草”治病救人，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赤脚医生”。他们曾和农村三级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并称为中国农村卫生的“三大支柱”。如今，“赤脚医生”尽管依然“地位不高”，但在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欠发达的时代背景中，他们依然“责任不小”。可以说，在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内，“赤脚医生”这一群体之于化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仍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植根于广大农民、为广大农民所信赖，他们为广大农民及时解除病痛、低成本地维护健康。他们活跃在广大农村，他们也应当继续活跃在广大农村。马文芳就是“赤脚医生”群体中杰出的一员。

“赤脚医生”马文芳：

2500多村民的“120”

■  半月谈记者  李钧德

    他，作为全国82万乡村医生的代表，应温家宝总理邀请，走进中南海。
    他就是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的乡村医生马文芳。
    4月11日，面对半月谈记者的采访，谈起那次座谈会的情景，回想起自己32年的乡村医生生涯，马文芳如数家珍。

中南海小礼堂，马文芳向总理说实话

    2月6日下午，来自科教文卫体等部门的13位代表走进中南海，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与温家宝总理座谈，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卫生系统3人，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位是中国疾控中心党委书记，而马文芳——来自偏远地区农村，是一位乡村医生。
    马文芳告诉记者：“既然有机会面见总理，就一定要向他反映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真实情况。”
    当天下午2点50分，温总理准时来到会场。他和参加座谈的13位代表一一握手，并说：“春节还没过完，现在让你们过来开会，很对不起。”听着总理温和的话语，看着总理离自己越来越近，马文芳的心怦怦直跳。
    轮到马文芳发言时，他撇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向总理实话实说了三个问题。一是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二是乡村卫生所存活难；三是乡村医生生存难。
    说到农民看病难时，马文芳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
    苏刘庄村有个农民叫刘新忠，他儿子得了糖尿病。几年前，为了给儿子治病，刘新忠先是变卖家产，后是四处借钱，最后实在借不来钱了，就卖血，那也没保住儿子的命，落得家破人亡。到现在，刘新忠全家还在外地打工还债。

三五块钱就能看病，马文芳全力减轻农民看病负担

    4月11日傍晚，记者一路颠簸，来到马文芳位于通许县苏刘庄村的“爱心诊所”。这是一座两层的简易楼房。院子里，有马文芳请人制作的简易康复器械。虽然已是黄昏时分，陈设简单的诊室里，仍然人来人往。
    趁一位姓高的农妇在等着给孩子打针，记者和她聊了起来。她告诉记者，马医生不但技术好，态度好，他这儿的药也便宜。一般的头疼发烧，三天药一天针，不会超过五块钱。如果实在没钱，赊着也可以。
    记者翻看马医生的处方本，上面显示的药价几乎都是两三块，最多的一张处方也不过十二块。开的药方，也都是感冒胶囊、甘草片等一些城里医院不愿意开的便宜药。对此，马文芳说，乡村诊所的病人，主要是农民，如果开大处方，病人拿不起，不但会耽误了治病，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
    马文芳看病有一个原则：吃药能解决的问题，决不让你打针；打小针能解决的问题，决不让你打吊针；估计两天的药能治好病，保证不开三天的药。
    为了减轻农民看病的负担，马文芳的“爱心诊所”还向农民郑重承诺：病人就诊不收住院费、检查费；伤残军人看病药费减半。
    为了减少开支，至今马文芳看病还是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记者问他为啥不购置些先进的仪器，马文芳说，一个B超机，最差的也要一万多块钱，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肯定还得加在病人身上。给村民检查身体需要时，就到其他医院租几天。平时，病人需要进一步检查，马文芳都让他们去县乡医院检查，然后把结果拿给自己看。

他把病人当亲人，农民有了“120”和家庭保健医生

    马文芳说，因为童年的一段经历，他最见不得谁有难处。
    1962年，马文芳还不到10岁，母亲身染伤寒不幸去世。在母亲去世的第5天，马文芳8岁的弟弟亦因伤寒病倒。村里的乡亲们把寥寥可数的钱、鸡蛋送到马文芳家，给弟弟治病。就在那个年代，村民们竟然给他家凑了169元钱。这钱虽然没有救下弟弟的命，却令年幼的马文芳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当个好医生，以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
    1972年，马文芳考取通许县卫校。1974年，他如愿以偿回村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多年来，虽然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不断变化，马文芳由拿工分的“赤脚医生”，变成了不拿国家一分钱、自负盈亏的乡村医生。但是，把病人当亲人的宗旨，马文芳始终没变。
    农村冬天冷，老年人常犯气管炎，走起路来一步三喘。有些小孩发烧感冒，家长怕再冻着孩子，不愿意往诊所里抱。对于这些情况，不管是三更半夜，还是天近黎明，马文芳逢叫必到。最多的一次，马文芳一个晚上起床了6回。
    长期的行医生涯，使马文芳感受到疾病预防的重要性。
    随着国家对卫生保健投入的减少，当地不再对儿童实行免费接种疫苗。但在苏刘庄村，马文芳凭着一己之力，接过了义务免疫的接力棒。
    在有2500多村民的苏刘庄村，村支书赫雪冻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马文芳坚持每年9次为本村300多名儿童义务接种防疫，并为他们每个人都建立了防疫卡。为这，马文芳把准备为儿子结婚的7000多元钱都搭了进去。
    不仅如此，马文芳还始终坚持每年为本村村民免费体检两次，并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建立了健康档案。
    马文芳经常半夜被人叫起来看病，他能凭叫门的声音准确判断出人的姓名，猜出他可能是给家里的哪个人来请医生。在起床穿衣服的过程中，他能回忆出患者的病史，并做出基本治疗方案。苏刘庄村的每一户人家，每一人的病史，都在他的脑子里。用苏刘庄村农民马雷鸣的话说，有了马文芳，等于苏刘庄村人人都有了一个保健医生。

这一群乡村医生，“地位不高，责任不小”

    乡村医生，在城市人眼里，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在农村人心中，他们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他们曾和农村三级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并称为中国农村卫生的“三大支柱”。
    以通许县为例，县卫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刘文美告诉记者，由于缺少财政投入，全国县乡村医疗单位普遍运行困难。特别是乡镇一级卫生院，大多数条件简陋，不仅缺少设备，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有的甚至连经营场地都没有，处于濒临倒闭状态。
    马文芳介绍，由于农民收入低，看不起病，而国家投入又不足，通许县12个乡镇卫生院，只有一个勉强存活。而这个卫生院，有医护人员12人，学历最高的是两名中专生。B超机、X光机、心电图机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购买的，属超期服役。
    所以，农村常见病的诊疗和预防，大部分靠个体诊所的乡村医生来维持。
    可以说，我国的国情，农村的实际，都决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医生不仅不能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地位不高，责任不小”，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继续充当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主力军。

寄望“新农合”，让农民生病无忧

    马文芳说，医疗也是社会公益事业，但是，乡村医生不但没有一分钱工资，还要向有关部门上交各种管理费。希望国家在构建农村公共卫生体制时，把乡村医生一并考虑进去，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不仅要给他们提供各种培训、进修的机会，还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看着现在破烂不堪的“爱心诊所”，马文芳说，如果有可能的话，真想设立连锁“爱心医院”，专门为农民和城市困难群体看病。希望国家对民办诊所与公办医院一视同仁。前不久，在通许县领导的支持下，马文芳的“爱心医院”已在通许县城挂牌。
    马文芳曾向总理承诺：“如果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一定能干好。”马文芳希望所有的农民都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希望所有的农民都不再为看病难看病贵发愁。他向记者表示，通许县实施“新农合”后，凡苏刘庄村的农民，如果拿不出国家规定的10元钱，他将义务捐助，保证让该村100%的农民都能参加“新农合”。
    按照马文芳的理解，所谓新农村，不仅仅是盖房刷墙，而应该是：“村村通公路，就业有门路，上学不花钱，生病无忧愁。”

                                                    （编辑：黄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