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搬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希拉德饭店成了议员们的住所。那些希望向议员表达意见的人，由于不能到议员们开会的地方做工作，便纷纷到该饭店的大堂（lobby）里等候议员归来，见缝插针找议员谈话。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种通过交谈向议员施加影响的行为称为“游说（lobby）”，把从事游说的人称作“说客（lobbyist）”。

美国：说客与政客的双人探戈

■  刘明礼

说客与政客互有所求

    游说的存在满足了各方需要，维持着美国政治体系的运转。一方面，各种利益集团有渠道向议会表达意见，推动于己有利的立法；另一方面，议员从游说中得到所需要的信息、数据和报告，可提升自己的议政品质，获取政绩。双方各有所求，游说也就长盛不衰，成为美国政治的独特现象。
    游说主体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游说方式多种多样。不论是个人、企业、集团、各种社会团体，还是总统、国防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都想通过游说国会，使之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或决议。为达到目的，美国人游说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除了给议员写信、打电话等正常渠道外，还利用骚扰、调侃甚至威胁等方式影响议员。有一年春天，国会要辩论是否给予处境困难的农民提供紧急资助，支持与反对的力量十分接近。为资金发愁的鸡农突发奇想，向国会山运来3卡车小鸡，往一些准备反对拨款的议员办公室搬：“既然你不同意拨款，我也养不起这些小鸡了，你们看着办吧。”
    外国利益集团和外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游说美国国会，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在这方面，以色列做得最为有效。除了雇佣游说公司，犹太人在美国还拥有自己的组织——“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该组织将资金主要用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选举中集中力量帮助关键议员或拉其下马，对上任后不支持犹太人事业的议员实施报复。犹太人以该组织为中心，以点带面，形成遍布全国的游说网络，能量巨大，以色列政府和在美犹太人都受益匪浅。

游说公司生意兴隆

    美国国会的运转十分复杂，游说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能把自己的意愿有效传递给国会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愿意请游说公司帮忙。华盛顿的游说公司云集“K街”，业务繁忙，《华盛顿邮报》2005年曾经用头版报道称“致富之道尽在华府K街”。2005年华盛顿登记在案的游说人员已经达到3万多人，是2000年时的2倍。
    游说公司的能量不可低估，他们几乎影响着从议员提出议案到总统签署法律的每一个步骤。游说公司的说客们大都在政界混迹多年，有的还曾是国会议员。他们熟知国会处理问题的程序和细节，并与以前的同事和其他在任议员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知道与客户企业相关的何种政策正在制订或筹划中，知道哪些人是影响决策的关键人物，如何进入这些人的视线，何时以何种方式提出建议，谁会支持或反对建议，如何寻找盟友等。他们竭力争取对客户最有利的结果，有时候法律条款看似微小的变动，对一个企业或者集团的影响都可能是巨大的。
    对于那些曾任议员或官员的说客来说，游说业使他们在卸去公职后，仍然有机会对国会施加影响，而且还有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1996年曾与克林顿角逐总统宝座的共和党候选人多尔离开国会后也在游说公司任职。享有盛名的说客被称为“祈雨巫师”，他们不但游说能力强，而且还可以提高所在公司的声誉，招揽更多的客户，游说公司也乐得高薪求贤。

三大招数影响立法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是说客游说议员的“杀手锏”。游说不仅仅是请客、吃饭、拉关系，许多议员不愿因此坏了自己的声誉，他们更为看重游说人是否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帮助自己在国会辩论时扩大影响，以便自己连任或升迁，或者卸任后凭借良好形象和政治资本另谋出路。说客与议员打交道时，经常带去大量的信息和研究成果。有人估计，说客1/4的时间是花在搜集和提供信息上面。
    当然，并非拥有有价值的信息就足够了，公关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国会议员工作繁忙，想要直接游说议员并非易事，拉拉关系是免不了的。一般情况下，要先同议员办公室或有关委员会的助手打交道。国会的立法工作实际上首先是在各委员会进行的，因此说客还要想方设法在相关委员会中结识朋友。为了交朋友，说客会经常为议员安排有报酬的演讲, 或是为其安排打高尔夫球、舞会和旅行等。为拉近和议员的关系，说客们还要绞尽脑汁避开法律的限制。比如美国法律规定，说客对于同一议员的花费一年不得超过100美元，说客们便通过大量购买议员出版的书籍来献金。
    议员极为看重民意和选民手中的选票，一些利益集团还通过影响大众的办法来间接游说国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组织讨论会等活动，鼓动民众向本选区的议员写信、发电报、打电话，向议员表达相同的主张。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媒体制造舆论，影响公众。《华盛顿邮报》就经常为利益集团刊登整版或半版广告，呼吁公众和国会支持或反对某项立法建议。曾有说客描述：“如果一项法案得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议员家乡的报纸的支持,议员就根本不可能反对它。”

丑闻迭出显示制度缺陷

    游说政治体现了美国宪法保证人民有机会表达意愿的精神，使国会可以听到各方的声音。游说同样导致了许多问题，贿赂丑闻时有发生，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左右立法来损害多数人利益，说客为达目的难免向议员传达片面或扭曲的信息，这些妨碍了美国国会客观、公正立法。
    今年1月的“超级说客”案集中暴露了游说制度的这种弊端。人称“超级说客”的阿布拉莫夫向法院承认，他曾骗取印第安部落数额巨大的政治献金，向部分议员提供高尔夫豪华游、体育比赛门票和高档餐厅用餐机会。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共有20多名议员与阿布拉莫夫有牵连，其中包括被控在竞选筹资过程中犯有阴谋罪和洗钱罪的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以及已因此案而宣布暂时离职的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鲍勃·奈伊。
    “超级说客”案被看作是美国游说业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丑闻，要求游说体系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都推出了好几个版本的改革议案，要对院外游说活动进行限制。
    但是，熟悉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游说文化盘根错节，已深深嵌入美国的政治肌体，即便推行更为严格的法律，说客们也总能找到灰色区域绕过限制，况且在丑闻迭出和国会中期选举在即的情势下，议员们改革游说体系的议案更像是为赢得选民信任而做的“表态”，而非真心推动改革。说客作为美国政治的一部分，仍将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编辑：赵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