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卫生在

阵痛中孕育希望

     编者按：“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生态系统的改变，增加了疾病传染给人类的风险。饲养家禽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禽流感威胁人类的隐忧。在发达国家的大饲养场里，病毒有更多变种的机会；在欠发达国家，人禽混居的方式，亦使病毒有机会侵害人类。”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表的报告中的一段话。
    我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不少农村地区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脆弱的农村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仍然为禽流感以及其他疫情的暴发埋下重重隐患。
    没有健康，就无所谓小康；农民的健康若得不到制度性保障，新农村建设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疫情频频侵袭中的农村公共卫生状况令人忧虑，但在阵痛、反思与行动中，也未尝不能孕育新的希望。

农村公共卫生：新农村建设的软肋
          

■  半月谈记者  刘 海  何云江

    继2003年非典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后，疫情似乎成了最抢眼的词汇，随时牵扯着我们的目光。如今禽流感疫情的每日报告，艾滋病患病人数的翻倍增长，都赫然向我们昭示，防控疫情刻不容缓，公共卫生建设至关重要，而公共卫生之软肋──农村公共卫生更是重中之重。

村容不整，防病防疫一筹莫展

    记者到四川省调研采访，在通江县空山乡龙池村，该村路边有一个近300立方米的水窖，水窖入口一道铁门形同虚设，无专人看守，水面上也没加盖任何遮挡设施，只是在周围修起了一人多高的砖墙。池中浮游生物、藻类富集，池壁上附着一层厚厚的苔藓。
    据空山乡党委书记魏福德介绍，集镇居民在这里取用水源已经长达10年之久，包括村小学的800多名师生，学生腹泻时有发生。乡政府现正多方筹措资金进行管网改造。但目前，这个水窖只能维持现状，一旦清空洗池，集镇上的2000多居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无水可吃。
    在四川省宜宾县永兴镇，记者看到，一个池塘边上堆满了村民倾倒的生活垃圾，由于长时间没有清理，垃圾已经在池塘边的道路旁堆起了5米高，一股股恶臭扑面而来。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池塘就是该镇自来水的水源地，而当地仅有一个投资不到3万元的自来水处理设备，只能对池水进行简单的过滤处理便向村民输送，大多村民都因此经常出现腹泻、发烧等症状。
    镇党委书记陈善明告诉记者：“由于水源地遭受来自上游和本地群众的生活垃圾的污染，老百姓饮水致病的情况时有发生，每到春季，都会因为水源质量不达标而停止供水。”村民黄金银告诉记者：“我们现在都不敢喝自来水了，每天都得到离家两三里远的一个水井去挑水。”
    村里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条街，两排房，后面臭水塘，到处垃圾场。”
  　 记者得到一份环保部门2005年对湖南两农户家的饮用井水监测报告，根据《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这两口井的饮用水大肠菌分别超标30倍和40倍；对村中一个水塘水质进行监测，根据《渔业水质标准》，污染物超标30多倍，对一个养殖废水集中排污口进行监测，根据《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COD超标7倍，NH3-N超标4倍。

与禽畜共居，

健康隐患若隐若现

    记者曾经在湖南湘潭县采访，夏季来到农户家里，苍蝇满屋横冲直撞。鸭棚就在房内，和厨房只一门之隔。主人秦慧枝习以为常地说：“和牲口住一块，我们这儿多得很。”的确如秦慧枝所说，这里人畜共居很普遍，甚至二层小楼，楼上全部用来养猪。动物粪便随处可见。
      在记者走访的四川省通江县的一些村子，虽然人畜共居的情况已经引起重视，但由于客观经济条件限制，人畜共居还有残存。大多数一家四口人，仅有两间房屋，外间住人，里间养猪。有的农户清扫不及时，从猪圈里传来的阵阵臭味在屋内弥漫。
    记者在中部地区的一些农村走访发现，50％的村子没有通自来水，近70％的农户没有像样的厕所，85％的地方没有垃圾收集和处理设备。在禽流感、艾滋病等疫情肆虐蔓延的今天，在卫生条件恶劣、防疫防线脆弱的农村，如此状况实在不容乐观。

体系衰败，卫生服务力不从心

    在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街子乡乡镇卫生院，预防保健科医生唐永能对记者说：“现在卫生院防保科就我一个人，环境卫生检测、儿童计划免疫、健康教育等都是我的事，国家一分钱没多给，我们哪里干得下来？”唐永能用手比划着：“离卫生院最远的村子有6公里，来回车费要2块钱，给农民水井中投放消毒剂、发放健康教育资料，都需要钱，但这些都没有专项经费，只能从卫生院每年微薄的利润中挤。另外，因为技术落后，我们的工作也只能凭着感觉、跟着经验走。比如卫生检测，我们没有专业设备，还不是用肉眼看，但真有什么问题，哪里是光看就能看出来的啊！”
    该卫生院院长杨定一告诉记者，现在农村公共卫生工作就全靠防保科和妇保科的两位医生，遇到大型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整个卫生院就是倾巢出动，平时的公共卫生工作还得靠乡村医生来协助完成，但乡村医生干这个就更没有想头，基本上算是白忙活。而由于乡村医生收入微薄，每年都有几个人离开这支队伍。杨定一说：“如果再不想办法留人，公共卫生这块工作就更难完成了！”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农村疾控网络配置严重不足也阻碍了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在四川、贵州等地的一些贫困山区尤为突出。一些卫生院连最基本的通讯设施都无钱安装，更无钱使用。这样，极可能导致发生疫情后报告不及时，延误时机，使得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调查、早期诊断治疗、及时隔离处理都受到极大影响，增加疫病暴发流行的可能。

意识淡薄，农民不懂防患于未然

    在四川省宜宾县兴文镇新农村，记者来到村民周志根的家里，他刚从地里喷完农药回来，双手就在湿毛巾上一擦，就端起杯子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周志根无奈地对记者说：“其实我们也清楚接触农药后，要用自来水洗手，但是我们这里用水本来就紧张，哪有多余的水来洗手，能够保证喝的就不错了！”
    而记者在问及四川通江县后坝村的几户村民对餐具如何清洗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乡里人洗碗，基本上不用清水冲洗，用抹布擦干就可以了。”
    该村村主任何勋华不无担忧地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受生活习惯影响。”
    在四川通江县空山乡龙池村，养鸡、养鸭的村民不在少数，但都敞放在院子里，家禽粪便到处都是，有的已经干结成团。当记者问到死鸡、死鸭怎么处理时，村民杨桂芝告诉记者：“在农村哪儿管得了这么多，煮熟炖汤吃。”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卫生局副局长廖业川告诉记者，目前来说，健康教育效果还难说满意，农民的生活习惯、卫生意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只能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这需要耐心！

发展农村公共卫生的三大重点
                       

■  半月谈记者  刘 海  何云江

村容整洁事关大局

    说起村容整洁，记者的一位忘年交感慨地对记者说起了自己的感受：他小时在鲁西南长大，印象特别深的是，家家院子里都建有一个厕所，几片草席围起来就成。农民们每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睡觉、吃饭、活动。如今村民一听说要像城里人那样把厕所建在屋子里，很难接受。要知道，在很多地方，“屋里吃屋里拉”可是骂人的话。
    搞好村容整洁，应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大处”就是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创造搞好村容整洁的物质基础，就是要搞好规划，建立村庄整洁的管理和约束机制；“小处”就是人畜共居。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鸡窝、鸭窝建在院内相当普遍。如果说厕所问题暴露的是农民生活方式问题，那么人畜共居则是生产方式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村容整洁在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既是农民迫切需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需要，在实践中，也要相应地改变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而后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记者在湖南湘潭县射埠镇杉仙村，村主任谭干湘告诉记者：“村容整洁，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得需要大家一起参与、保持。”谭干湘说，我们的村干部很负责任，能够引导和组织农民讲卫生。“过去村民们乱倒垃圾，我们发现一个制止一个，对屡教不改的农户，我们还要在村里大会上通报。”

生产方式亟待改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济民说：“目前我们国家传统养殖与现代养殖并存。从防治禽流感的角度而言，传统养殖是一个难点和重点。”
    禽流感感染人就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一定关系。我们现在在农村养禽的实际状况是禽与人接触密切，在很多地区人和禽和家畜处于同一个环境当中。如果存在人畜共患病的情况，就容易形成交叉感染。所以我们千百年形成的生活习惯需要在发展现代畜牧业的过程中进行改变，应该按照规范化养殖要求做到人和饲养的畜禽分离。
　   王济民告诉记者，今后，我们国家对散养家禽采取的政策是：积极推进散养户向规模养殖转变，向规模化、标准化、工厂化方向发展；在贫困地区要加强农村基层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建设，为散养农户提供全方位的畜牧、兽医、市场信息，特别是对于重大动物疫病，对散养家禽实行免费免疫制度；在发达地区可以采取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发展区的办法减少动物疫病传播给人带来的影响，进一步确保人畜健康，人和自然的和谐。

卫生机构功能应强化

    针对目前农村卫生面临的困境，四川、贵州等地卫生主管部门和基层干部认为，必须打破束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真正发挥农村卫生院和乡村医生在基层公共卫生事业主力军的作用。
      职能亟待重新定位，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事业保障机制。贵州省赫章县卫生局局长陆照光认为，乡镇卫生院目前肩负着农村公共卫生防保职责，却是花自己的钱、办国家的事。而目前各地普遍将卫生院当医院对待，让其自己找钱发工资，就诊条件长期难以改善，防保职能也难以履行。
      突破人才瓶颈，建立灵活自主的用人机制。通江县卫生局局长刘文金认为，人才短缺是当前及今后贫困山区卫生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从目前情况看，必须立足当地，建立灵活自主的用人机制。同时，加强村医培训，为卫生院提供充实的后备力量。
      计卫整合，资源共享。在我国农村，计划生育部门一直担负着对农村育龄妇女的健康保健指导职责，而在妇科病诊治、B超检查上和乡镇卫生院的部分功能出现重合，从而导致人员、设备、阵地的重复建设。贵州桐梓县高桥镇党委书记张正荣说，高桥镇计生站一年的业务经费有20万元，其中用于设备更新就有四五万元，随着国家对计生业务用房的要求逐步提高，镇计生站又准备新建250平方米，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与此相比，卫生院的空余用房得不到有效使用、落后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
      政策资金倾斜，对口医卫帮扶。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备等方面给予项目和资金倾斜。刘文金说，近年来，在“大学生支援西部志愿者”活动中，不少医学院校大学生投身西部一线，为贫困地区卫生事业作出贡献。他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村卫生对口支援活动，多形式、多渠道帮助提升其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水平。

合力推动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  半月谈记者  刘 海  潘海平

农村公共卫生引起各方关注

    2005年秋冬，一场新的禽流感疫情再次降临。面对疫情，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胡锦涛、温家宝等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反应迅速，行动及时，展开了对禽流感的阻击。2005年11月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第111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禽流感防控工作，确定12条防控禽流感“动员令”，国家迅速安排专项经费20亿元，设立了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基金。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安排2006年财政工作时说，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继续是2006年财政工作的突出重点。推进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市、区），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标准分别由10元提高到20元，切实支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005年，由卫生部、财政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计划在3年内选派城市万余名医师到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技术培训工作，3年后形成一项制度。用卫生部部长高强的话说：“开展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的目的，概括起来就是为农村输送合格的医疗卫生人才，缓解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
    湖南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肖万春说，医疗卫生条件状况，直接影响人口的素质和劳动力的劳动能力高低。加快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农村卫生环境，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为此，政府要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预防保健、特别是重大疾病的预防工作，建立农村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组织机制，提高处理农村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卫生技术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医疗卫生队伍的素质，保证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互助合作医疗，建立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确保农民有病有地方看、看得起；进一步搞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优生优育，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四川游仙区：农民健康教育先行

    作为“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下简称“行动”）的国家级项目试点县，近年来，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以“行动”为契机，在农村大力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以搭建平台的模式对农民进行健康教育，促进了农民健康。
    位于绵阳市城乡接合部的游仙镇老龙山，是近郊休闲旅游景区之一，这里的“农家乐”每年都要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过去，这里的餐馆卫生条件极差，服务人员多是当地农民，碗筷清洗不彻底、生活垃圾到处乱扔、厨房内苍蝇四处乱飞，来这里的市民是“耍得高兴，吃完就遭殃”。
    游仙区决定把老龙山重新定位为“健康教育基地”，每个农家乐里都有展板、标语和标牌，随时提醒这里的从业者和游客注意环境卫生和自身健康。三年后，老龙山旧貌换新颜，农家乐的品位不仅得到了提升，还把游客和从业者变成了健康教育活动的传播者。
    老龙山的变迁只是游仙区以点带面进行健康教育活动的一个侧面。游仙区卫生局副局长廖业川向记者介绍，现在每家每户都有宣传栏，而且宣传内容都是每月一换。
    除此之外，游仙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出10个月时间对社区内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一次摸底调查，对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农民分类建立健康档案。通过医生与农民面对面的交流的增多，农民开始对医院有了好感，开始从内心接受对他们传授的健康知识。
    试验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杨华告诉记者，现在，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服务，如推出不同级别的“会员卡”，农民最少可缴纳5元会费，就可享受全年免挂号费和诊疗费。六里社区农民王大珍对记者说：“一年多来，他们（医院）是真心实意地为我们服务，他们的话，我们不再当耳边风了！”
    杨华告诉记者：“对农民的健康教育，单纯说教起不到效果，必须转变观念，用服务赢得民心！”

浙江湖州市：健康档案保健康

    而浙江省湖州市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让农民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湖州市委副秘书长杨建明说：“尽管还在起步阶段，但就方便程度、服务周到程度和体系完备程度而言，湖州农民享受的公共医疗服务超过一般城市市民，也超过公务员群体。”
    湖州的办法首先是“政府出钱买服务”。湖州市政府、区、乡镇三级，安排农村公共卫生专项补助，标准是每个农民每年20元。东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游述荣说，中心和各服务站的59名医护人员分片包干对社区农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为每户家庭建立“健康档案”。
    泉溪社区卫生服务站，记者随手抽出一份标有红色标记的档案。其主人叫梅发初，是一位58岁的农民。记录显示，从2005年1月15日开始，卫生站医生万长志每月上门一次，每次均详细记录他的血压、服药以及身体状况。记者采访了梅发初，他说：“以前，村里每年都有人中风瘫痪，现在才知道都是高血压闹的。”
    有免费保健固然好，但是农民最担心的还是能否看得起病。与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相辅相成的是，湖州市在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基础上，增加“小额补助”和“困难群众大病救助”两项新内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报销有一条起报线，湖州的规定是500元，也就是说参保农民只有一次性看病费用超过500元才有报销资格。湖州市、区、乡镇三级财政为农民安排了每人每年10元的财政补助，从而建立起“小额补助”保障线。有了这条保障线之后，500元以下的医药费，农民也可以得到额度为15％的报销，而且是现看现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起报线也有报销封顶线，吴兴、南浔两区各拨出专款100万元，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困难群众大病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大病统筹报销之后自付医药费仍困难较大的群众的医疗救助。
    湖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统筹费用是农民每人50元，其中各级政府和村集体承担25元，农民承担25元。湖州市卫生局基务处处长王秋琳介绍，湖州的此项政策设计是为了让交了25元的农民享受到三种实惠：一是即使一年到头什么病都没有得，也能得到一次体检。二是让没有达到起报线的小毛小病的医药费也能报销。三是生大病自付部分困难大的还可以得到额外补偿。
    王秋琳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报销原则是，费用越低的阶段，报销的比例就越低，费用越高，报销的比例越高。而湖州的做法就是让看病的农民越来越多，而每年报销的实际支出却在下降。她强烈建议，在节省的支出中，确定一定比例奖励基层农村卫生单位，以形成良性循环。

        （本期焦点策划、编辑：黄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