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中国新安全观

本刊记者 李敬臣

    今年以来，在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文件中，“新安全观”一词被频频提及：4月22日，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亚非国家要成为平等互信、对话协作的合作伙伴，树立新安全观，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稳定，维护世界和平；6月4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在新加坡出席第四届亚洲安全大会时指出，中国的新安全观是发展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7月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峰会发表《宣言》，在宣言中呼吁国际社会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专家认为，新安全观的思想已不仅成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内涵，也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7月20日，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先生就新安全观的有关问题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专访。

新安全观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记者：6月初中国代表在新加坡亚洲安全大会上阐述了新的安全观，特别提到中国新安全观是发展的安全观、合作的安全观、共同的安全观。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新安全观的由来和背景？
    吴建民：安全问题是任何国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有人计算过，4000年来，人类经历了至少14500场战争，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付出代价最大的。有人类社会存在，战争就难免，但是付出这么大代价是第一次，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核武器。其后果是，如果再有战争，代价会更大。
    进入新世纪，安全问题怎么办？从事外交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研究的人们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认为随着新世纪到来，我们要有新的安全观。
    新安全观研究借鉴了人类发展的经验教训。比如欧洲大陆是人类历史上仗打得最多的地区之一，打了1000多年仗，打来打去，结怨很深。因此，欧洲的思想家多少年前就在考虑这个问题。1943年，二战还没有结束，追随戴高乐自由法兰西运动的让·莫内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赢得战争看来已经确定无疑，但赢得和平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战败的德国，他提出要进行欧洲建设。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提出舒曼计划，基本接受了莫内的思想，提出建立煤钢联营。
    建立发展的安全观、合作的安全观、共同的安全观是什么意思？我想可以从这里得到启示。要打仗，就需要煤和钢，如果煤和钢都联系起来，你说还打得起来吗？欧洲煤钢联营的过程实际上是让共同利益发展，在共同利益发展过程中建立互信，从而促使共同利益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国新安全观的本质就是建立共同利益，这条路是行得通的。
    新安全观还有个重要依据是时代的变化。全球化的发展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上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都推动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的新安全观符合这一时代主题。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记者：与以往相比，中国新安全观有什么特点？
    吴建民：冷战以前，各国实现安全主要靠结盟，搞军事集团。这个看来不行，结盟靠不住，军事集团越搞越紧张。新安全观的核心是发展共同利益，从理论上讲意味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关起门来能实现现代化吗？不能。怎么办？必须要合作。合作对你有利，对我不利，能长久吗？不能。因此，我们既讲爱国主义，要发展自己的国家，也要讲国际主义，要考虑对方的利益。
    过去我们讲国际主义，经常无私地援建很多项目，但耗费巨大，不能持久。现在我们提出了共赢的概念。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双边协议后，江泽民主席说这个协议是“双赢”的协议，这是我记忆中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公开提“双赢”。虽然只有两个字，却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你死我活，能有双赢吗？不可能。我们过去提睦邻，后来提出安邻，希望邻居安全，然后又提出富邻，希望邻居富裕起来，这些都是国际主义的思想。
    所以新的安全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总结了人类的经验，包含了中国处理与邻国关系的实践，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是一条走得通的路。

分享机遇，共对挑战

    记者：在这种新的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如何加强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如何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发挥应有的作用?
    吴建民：周边关系怎么搞好，我想要特别提到2004年11月在老挝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决定，这个决定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10+3”国家的长远目标，这一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集团化也在发展？是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一个国家抓不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一个国家应对不了。
    1997年7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亚洲损失了2万亿美元，亚洲国家痛定思痛，认为如果亚洲有一个像欧洲货币联盟一样的组织，损失就不会这么惨，因此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建议一提出，“10+3”国家都同意。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处理好中日关系。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意味着中日关系要搞好。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双边难题，多边解决。法国和德国是最好的例子，双方打来打去，达成协议又撕毁，打了那么多年，最后在多边的框架下解决了问题，这是非常值得亚洲人深思的。中日问题怎么办？我看国内有很多激进的言论。除了战争有没有别的选择？有！中国提出的新的安全观就是一条路，东亚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
    今后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肯定还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摩擦，这不奇怪，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我们现在强调共同发展，没有把经济增长只留给自己，而是与大家分享。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消除疑虑要多做工作

    记者：您如何看待外界对中国发展的担忧？
    吴建民：让人理解和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中国与东盟关系，刚开始东盟也是有疑虑的。但是经过20多年发展，双边贸易额从8亿美元发展到了去年的1050亿美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已启动。中国已用事实说明，中国的发展对东盟来说是机遇，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中国力量的强大，别人肯定会感到不安，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今年2月我到突尼斯访问，突尼斯总理说，“我们对中国既敬佩又害怕”。我说，中突关系很好啊，你怕什么？他说，“你们纺织品太厉害了，我国纺织业20万人从业，你要把我打败了，我这20万人怎么办啊？”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共赢，不能让人家一直吃亏。
    我们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消除别国的疑虑，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不仅要对政府做工作，还要对民众做工作，对青年团体做工作。这些想法是否能够实现，要经过很多年头，中国人要百折不挠，因为和平发展这条道路，最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利益。

    (编辑：赵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