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千万别造假

本刊记者 杨金志 高远

案例选登

    记者最近从法院了解到，现在有些当事人为达到官司胜诉的目的，竟然在法庭内外造起假来。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重复起诉构成恶意诉讼。有的人输了官司换个法院再打，重复起诉形成恶意诉讼。胡力与上海一家玩具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合作开发玩具加盟店。此后，胡力在未取得玩具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又将加盟店及合作合同整体转让给第三人沈亮。由此，胡力和玩具公司发生纠纷。
    2004年3月，胡力向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法院起诉，要求认定其再转让行为有效。沧浪区法院判其败诉后，胡力上诉至苏州市中级法院，苏州市中院维持了原判。案件至此终结。谁料，胡力又以同一事实和诉讼请求，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打官司，并提供了玩具公司的错误地址，导致法院送达被告多次无着。此案在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沈亮提出异议，并递交了苏州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承办法官调查发现，胡力有恶意诉讼的企图，依法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二是追加假被告。在法院不受理案件的情况下，有人为了选择管辖区内有利的法院，不惜假造一个被告。
    上海市民李杰在上海市杨浦区与王旭东开办了一家公司，但王旭东却与刘兵一起冒用李杰的名义，制作了股东会决议、转让协议和转让收据，还到上海市普陀区工商局进行了变更注册。李杰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但王旭东和刘兵都在外地，李杰又想在上海打官司，着实动了番脑筋。2004年1月，李杰向杨浦区法院提起了股东权诉讼，被告是王旭东和刘兵。法院受理时发现，两名被告都不在杨浦区，按照法律规定，案件不属于杨浦区法院受理的范围。李杰随后撤诉。不久，他又将自己与王旭东合开的公司以及王旭东、刘兵共同作为被告，向普陀区法院提起了同样的诉讼。普陀区法院查明公司的经营地在杨浦区后，又将案子移送到杨浦区法院。杨浦区法院认为，作为被告的公司与李杰提出的股权纠纷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应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绕了一大圈，官司还是没能在上海审理，李杰却为此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三是伪造证据。钟明与李蓝是老邻居，同住于上海市黄浦区。2003年钟明的房屋面临动迁，当时他找到李蓝帮忙，希望能够多获取一些动迁款。钟明说，在与动迁部门签订了安置协议并约定拆迁补偿费计49.5万元后，他支付给李蓝4.5万元。然而，后来两个人发生了矛盾，钟明要求法院判决李蓝归还他的4.5万元。但是他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却露出了马脚。这份证明材料显示，在达成动迁协议时，钟明向李蓝支付了4.5万元。为了证明证据的真实性，钟明又请来了一位证人作证。对于这一证据，李蓝立即提出了质疑。法院随即对证明材料进行了字迹鉴定，结果显示“收现金肆万伍仟元整”的字样是后来添加的。法院认为，钟明提供的证明出现严重瑕疵，依法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并要钟明承担诉讼费及鉴定费2210元。
    四是伪造法律文书。比起“假当事人”、“假证据”，更有人不惜触犯法律，伪造法院文书。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最近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时发现，被告张成竟然伪造、变造了法院财产冻结、查封通知及应诉通知书各一份。内容是查封、冻结张成本人价值高达上亿元的资产。法院经过调查发现，伪造的法院文书上盖着的法院印章，是张成从法院传票上剪下来的。而据原告称，张成持变造、伪造的材料在外招摇撞骗，是为了显示自己有上亿元身价。原本是民事案件被告的张成，现在变成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

问题归纳

    法治时代，百姓依靠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值得赞赏。但是，打官司也要讲求方式方法。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不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也节省当事人的时间与精力；相反，通过造假来打官司，则危害甚多。那么究竟有哪些危害呢？

以案说法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邹碧华点评：

    在诉讼中，的确有一些当事人或证人缺乏诚信观念。这种行为对司法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司法成本上升。第二，侵蚀司法实体公正，影响司法调查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妨害司法判决的公正。第三，损害诉讼效率。更为严重的是，诉讼不诚信助长了社会上的不诚信风气，败坏了社会公德。我们应该完善这样一种制度：证人或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言辞，引起法律后果的，应该负相应责任。事实上，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诉讼诚信都有相应惩戒措施，例如，妨碍民事诉讼的，法庭可进行训诫、责令和司法拘留，构成刑事犯罪的还要判伪证罪。

    （编辑：孙爱东）

    “半月说法”栏目主持人信箱：

    bysf_sun@yahoo.com.cn

    电话：010-63072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