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腐败和不讲真话是党和国家的两大威胁

    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就是干部的腐败和不讲真话这两个大问题。在党风廉政建设上,行贿受贿现象屡禁不止;在干部任用上,有的地方违背组织程序,用人失策。个别地方领导缺乏民主,喜欢任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善于吹拍的人。这是造成当地政治环境紧张的主要原因。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一个带共性的问题。主要表现是说成绩多，讲问题少,一些人即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至把问题当作成绩来讲。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民主集中制贯彻好,培养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还要加强对一把手的教育，上级对下级的教育。此外,还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即对重要被谈话人的谈话内容的可信度进行分析评估，然后结合其他同志的谈话内容进行评判和印证,形成集体意见后,转交给地方纪委和组织部,作为考察干部的内容之一。（《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51期 作者：郭高中）

且看贪官怎样过“考察关”

    据报道，湖南省常德市原纪委书记彭晋镛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综观彭晋镛23年的从政历程，先后经历了8次职位变动，组织部门当时都按程序对他进行了考察，每次考察他都轻松过关，而且评价比较高。更可称之为咄咄怪事的是，彭的多份升迁材料内容竟然雷同甚至前后抄袭。考察材料一大抄，考察材料失了真，绝非仅在彭晋镛一个人身上出现，而是当前干部考察工作中并不罕见的一个问题。以至于有人将干部考察关称为过“材料关”，并说在干部升迁的众多关口中，这是最好过的一关。要想根治“考察材料一大抄”的现象，还得举起公示的大旗，让考察材料公之于众，让社会各界和广大百姓都来看看考察材料是不是真的“文”如其人，还是糊弄了事？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吧？ （《齐鲁晚报》2004年12月28日 作者：马廷刚）

考察材料不能做卑鄙者的通行证

    彭晋镛贪污受贿等诸多事实表明，考察材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其公信力已受到很大侵蚀。考察材料的被异化，无非是因为考察中的潜规则。显然，这其中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考察者不愿意说真话，另一个问题则是被考察者周围的人不愿意说真话。前者是一种失职，是对被考察者的放纵；后者是一种无奈，并在事实上也让卑鄙者获得了向上爬的通行证。而两者的共性在于，这是人们的宪法权利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结果，人们的权利仍被遮蔽在权力的阴影中。如果能让民意在用人中占据更重的分量，干部任用由“少数人选人和从少数人里选”变成“多数人选人和从多数人里选”，那么，这就意味着考察材料将由老百姓来“填写”，这样的考察材料才是货真价实的。（《江南时报》2004年12月28日 作者：孙立忠）

引咎辞职需要可操作的制度条文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写入了引咎辞职条款。如何使有关引咎辞职的规定具体化，在实际执行中具有可操作性，这关系到引咎辞职制度能否顺利实施。毋庸讳言，现阶段，无论是对引咎辞职的责任主体和“咎”的性质与轻重，还是对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以及引咎辞职的监督等，都没有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比如，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才算构成“严重失误”；什么样的影响才能称为“恶劣”；什么样的损失、事故可算作“重大”等，弹性都比较大，缺乏具体的指标体系。除此之外，引咎辞职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出现功能扭曲的情况。引咎辞职本应是对行政责任的承担，但在依法行政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不排除有的官员为逃避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采取“引咎辞职”，以求大事化小、避重就轻。所以，若没有健全的法律机制和可操作的制度条文，引咎辞职很可能蜕变为少数官员的“特权伞”，造成法律的不公正。（《新京报》2004年12月29日 作者：邓聿文）

建立压力机制以推动官员形成道德自觉

    引咎辞职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落实才是根本，这比制度入法更重要。既然引咎是一种揽责行为，也就是一种道德自觉，如果官员缺乏这种自觉而甘愿让整个政府受过怎么办？我们更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建立一种压力机制，以推动官员形成道德自觉。首先，是加强官员的自律意识。官员必须对权力来源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既然权力来源于公众，就必须对公众负责，失职下台，只是承担责任的形式。其次，必须强化外部的压力机制。这种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言论机制，也就是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个是选举机制，也就是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必须代表人民监督官员，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启动质询等形式进行监督。(红网2004年12月27日 作者：王希忠)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