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怀念邓小平

    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邓小平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今天，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自觉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实践和理论的主题。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和江泽民，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终于创立了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对于我们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进一步自觉地、坚定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用“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这样一个朴实的语言来表达。

    “始于毛”，指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在曲折探索中起步。

    “成于邓”，指的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以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为鲜明特点的、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其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起步；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和十三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改革的纲领，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三阶段，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始到十五大，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发展于江”，指的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在党的十六大上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被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当代中国客观的社会矛盾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在各个发展阶段面临的一些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抓住机遇，正确把握。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以及党内思想出现分歧，使得我们党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正确的探索，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所以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四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邓小平曾经说过：“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二是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经济迅猛发展提供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明确提出：“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提了出来。

    三是上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当时，邓小平注意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领导党实现了对外政策的战略转变，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四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及其对我们的压力。邓小平曾充满忧患地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国内外政治风波考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动，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可持续发展等时代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研究和把握世界发展的进步潮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要把握这种历史必然性还必须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实现主客观之间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邓小平领导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有两个起点：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二是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两个实践起点，也影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历史特点：

    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改革起步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央决定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科学结论，标志着我们的实践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

    二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兴办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开始，我们又相继开放沿海14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一步一步走上了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一个反全球化的潮流也在不断发展。这就给我们党出了一个难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参与反全球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我们作出了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抉择。

    从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到江泽民决策参与经济全球化，使我国走出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由于这条道路，是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达到互利、双赢，而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集团对抗来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因此又叫做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研究这两个历史特点，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中所强调的，要“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在这两个历史特点形成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也就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并从宏观角度作出了回答：

    第一，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社会主义是一个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制度。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此同时，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问题，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

    第三，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力发展、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他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第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作出了新贡献。

四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我们今天的实际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巩固和发展中围绕着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仍面临着一系列亟须解决的复杂课题。

    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当前，怎样正确地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怎样正确地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的关系，怎样正确地对待“五个统筹”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二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平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市场失灵”的问题，如何避免两极分化，是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

    三是参与经济全球化与防止“西化”、“分化”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争夺人心的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四是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与遏制腐败蔓延之间的矛盾。如何以改革的精神加强执政党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需要我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进行长期的探索。

    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一定能够提高执政能力，驾驭复杂局面，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编辑：薛凯）

    邓小平理论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着的哲学。小平同志的许多精辟论断，在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小平经典语录，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代伟人的深邃和睿智。

重温小平经典语录    

薛凯    

1.“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    

    邓小平晚年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德顺认为：“‘真理是朴素的’，这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向往和称道的理论境界。小平理论能迅速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与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只有走进人民群众才能青春常在，只有解决问题才能永葆生机，邓小平理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我们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

2.“我是实事求是派”

    1987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这样自我评价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1992年，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还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连在一起，将之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种概括。1980年12月，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是在新形势下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强调和落实。这告诫我们，即使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然需要防止思想僵化、脱离实际。

3.“发展才是硬道理”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一思想到后来被他归纳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早已深入人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一思想始终不渝的坚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在总结了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今天，“发展才是硬道理”依然不应发生任何动摇。

4.“中国不能乱”

    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同年3月，他又指出：“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社会利益格局变化剧烈，进一步做好稳定工作，从体制源头上化解不稳定因素，依然是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5.“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搞争论，鼓励大胆试验和首创精神，最后“拿事实来说话”，这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其核心就是加快发展。

    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升级在即，发展机遇难得，一系列社会发展的难题需要破解。在这种情况下，机遇依然是稍纵即逝，发展依然是时不我待，依然需要在审慎稳妥地把握好宏观大局的前提下，发扬敢闯敢试的精神，依然需要突破思想的束缚、制度的藩篱和体制的枷锁，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6.“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988年9月，他又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共同富裕”原则和“两个大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两极分化，缩小地区差距。

    当前，我们已经开始面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至少是3.3∶1，地区间差距东、中、西是1∶0.7∶0.4。为此，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精神，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7.“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6年6月，邓小平提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同年9月，他又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印证了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每一次释放，都离不开政治体制上的“松绑”和“清障”；而政治体制上每一项重大进展，都会带来生产力的一次解放。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步推进。《求是》杂志曾刊文深刻地指出：“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    

 8.“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还提出：“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1992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党的反腐力度在不断加大。从总体上看，这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正逐步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正逐步走上标本兼治、注重治本的轨道。但也必须承认，目前腐败现象仍然严重，腐败正呈现出向高层蔓延、案值特别巨大、具有群体化特征等新的特点，切不可掉以轻心。

9.“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1957年，邓小平提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到了1992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小平同志的这些教导，核心就是提醒全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时刻注意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当前，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必须将之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抓紧抓好。

10.“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同胞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澳门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小平同志提出，也要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和平统一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但绝非惟一的解决办法。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小平的话在20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那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编辑：李玲）

小平家乡的怀念

本刊记者 苑坚 林明         

    对于450万广安人民来说，他们最为自豪的是“广安有幸养育了一位伟人——     —     邓小平”。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1904年8月22日诞生在四川广安协兴镇牌坊村，并在这里度过了他青少年时期的16个春秋。1920年，邓小平离开广安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广安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这位少小离家从未回的亲人。

    协兴镇党委副书记、牌坊村代理总支书记梁思明说：“邓小平是我们牌坊人引以自豪的好老乡，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让全中国人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如今，我们牌坊村农民家家住进了花园般的小区，过上了城市人一样的生活。特别是现在旅游业兴起后，致富门路更多了。”

    据梁思明介绍，居住在新村的368户农民，已有112家搞起了“农家乐”和“农家客栈”，其他农户也分别从事生产和经营不同种类的旅游商品，去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3600元，比2000年增加了1200多元。今年预计村上农民的人均收入可达4000元以上。“村里农民家家正堂都挂有小平的画像，每逢他的生日，群众都要自发举行纪念活动。”

    牌坊村团支部书记李凤莲告诉记者：“牌坊村的年轻人非常崇拜小平的人格魅力，他16岁就出去闯天下，创造了一番大业，成为一代伟人。现在村上的年轻人都学习他那种敢闯敢冒的精神，如果读大学不行就外出打工，总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干出一番大事业，这正是受小平老乡那不畏艰险的精神所鼓舞。”

    邓小平的表弟淡文全说：“我父亲是小平的亲舅舅，小平对他非常尊重，给了他生活关照，还两次请他去北京玩过。但小平对我们是非常严格的，要我们同普通村民一样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今年快66岁了，同子女一起办起了‘农家乐’和‘农家客栈’，生意还不错。”

    原中共广安地委书记罗松柏说：故乡人民深切地爱着自己的领袖和亲人。我们尤其敬重小平同志两袖清风、严于律己的崇高风范。小平同志十分喜欢家乡的白市柚，直到1992年他视察南方时，仍然称赞家乡的白市柚好。家乡每年都要给小平同志送点白市柚，但小平同志每次都坚持非付钱不可。钱大多是通过小平同志在成都工作的妹妹邓先芙交给广安县委的。

    小平诞辰100周年，家乡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崇敬。从6月开始，以纪念小平百年诞辰为主题的《伟人邓小平》邮票珍藏纪念册、《中国人民的儿子——     —     邓小平》个性化邮票专集、《世纪伟人——     —     百年小平》纯金银纪念章等10多种纪念品开始面向全国发行。

    据介绍，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文轩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为纪念小平百年诞辰，于7月1日专门在广安文轩书城及连锁店，设立了“邓小平理论丛书”展销台和专柜、专架，从全国各地出版社组织调集了150多种新近出版颂扬邓小平的图书及音像，种类达目前国内此类书目的70%以上。

    由中共广安市委、广安市人民政府与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承办的《邓小平，您好——     —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大型歌会》，更是广安人民一系列纪念小平同志百年诞辰活动的高潮点。◇

    （编辑：林双川）

浦东巨变难忘小平    

——一个浦东人的述说    

本刊记者叶国标

    1990年初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听了上海领导同志的汇报后，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提出了开发浦东、打上海这张“王牌”的全局构想。在他的关心下，国务院对浦东开发作了专题调研和论证。这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向海内外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十几年过去，浦东的变化堪称又一个东方奇迹。

    两年前，在与美国迪斯尼乐园的一次谈判中，浦东新区方面特意向对方赠送了一套反映浦东变迁和城市风光的照片。从阡陌交通的落后农村到魅力四射的现代新城，照片记录了浦东成长的足迹。与老浦东相比，新浦东的天空是那么湛蓝，高楼是那么气派，景色是那么迷人。美国客人惊讶之余，询问“照片是不是电脑合成的”，当被告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的时候，对方的眼神里流露钦佩和敬意……

    照片的拍摄者是姚建良，浦东陆家嘴开发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

    姚建良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浦东人和摄影爱好者。曾在一家建筑公司从事工程项目的摄影和档案保存工作。他告诉记者：“1990年的浦东开发，是小平同志设计、党中央决策的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当时，我就暗下决心，要做一个浦东建设的见证者，用镜头来记录浦东开发的伟大实践，给后人留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从此，姚建良利用业余时间，挎着15公斤重的摄影包，登高楼，穿街巷，进民居，拍摄浦东的旧貌、新颜和许多“第一次”的历史性事件和场景。每年夏末初秋，他都要登上300多米高的东方明珠塔太空舱，以同一角度、同一视点，拍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建设和变化。

    14年来，姚建良用掉了3000多个胶卷、拍摄了10万多张照片。匠心独具地记录了浦东开发的历史进程。姚建良感慨，“照相机的快门再快，也跟不上浦东变化的节奏。”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幢房”的民谚反映着当年黄浦江两岸的天壤之别。如今，时过境迁，上海最俏、最贵的房子在浦东。上海每卖出4套房子，差不多就有一套在浦东。浦东开发14年，年均新增人口10万人，人才总量（拥有大专学历或中级职称）从开发之初的6.6万人增加到30万人，其中国际化人才超过5万人，包括2万多外籍人士，并涌现出40多个国际社区。

    潮涌浦东，投资潮、人才潮、创新创业潮一浪高过一浪。迄今，浦东已吸引来自98个国家和地区的１万多家外资企业，利用合同外资220多亿美元。中央和外省市在浦东投资了8000多个项目，注册资金近1000亿元。其中包括37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8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数十家国内大集团总部。

    短短14年时间，浦东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40多年走过的历程，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编辑：林双川）    

“托他老人家的福”    

——深圳渔民村深情念小平

本刊记者何广怀         

    在小平同志百岁诞辰前夕，深圳罗湖区渔民村的居民纷纷乔迁带电梯的小高层时尚新居。在这喜庆的时刻，他们更加怀念曾到过村里视察的小平同志。“托他老人家的福，我们村才有了两次巨变的奇迹。”现年63岁的老村委会主任邓志标深情地说出了大伙的心里话。

    改革开放之初，渔民村利用特区政策，大胆改革，大力发展经济，组建运输车队和运输船队，办起了来料加工厂，发展了养殖业，村民生活提前奔小康，家家都新建了1栋240平方米的两层半小楼。1984年1月25日上午，小平同志来这里视察，当他看到路两边新建的楼房，非常欣慰，高兴地说：“好，发展得不错！”小平同志还走入老渔民吴柏森家中，了解村民生活情况，当听到吴家的人均月收入达到四五百元、村里户户都是万元户时，小平高兴地说:“比我工资还高呢!”从吴家出来，小平同志问陪同的当地干部：“是不是每家一栋？是不是共同富裕起来了？”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高兴地点点头。

    连续几天，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了多个地方，对深圳特区第一阶段的高速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平同志欣然为深圳挥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掷地有声的题词，明确打消了当时曾一度出现的对特区建设的疑虑和非议，极大地鼓舞了深圳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大胆探索。

    “80年代住楼房，21世纪住时尚住宅区。”小平同志1992年春第二次视察深圳后，渔民村也在新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加快发展，集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人均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在罗湖区委和区政府的支持下，渔民村1999年开始酝酿全村整体重建方案。到今年５月，全村面貌圆满实现了第二次巨变，两栋12层的时尚住宅楼、一栋18层的综合楼在深圳河畔拔地而起。

    渔民村现任当家人之一、渔丰股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兴炎高兴地告诉记者，全村居民将于8月20日举行纪念小平百年诞辰活动和新居入伙庆典，以渔民村的第二次巨变告慰小平同志，感谢他老人家为村民带来的幸福生活。

    罗湖区委书记汤锦森说，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增强了群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罗湖原来大都是农村，经济特区创立后成为首先发展的中心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这些年，就连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也一批批到罗湖买房置业定居。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谈起小平同志，深圳人有说不完的话题、倾诉不尽的感激。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编辑：林双川）

小岗村农民不忘邓小平

本刊记者 马顺龙 沈翀    

    一个本来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只因26年前这里的18位农民冒险按下“包产到户”的手印，而被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夕，记者再次来到小岗村，见到了1978年发起“大包干”的带头人严俊昌等。谈起当年往事，年近古稀的严俊昌以及健在的“大包干”当事人仍激动不已。严俊昌回忆道：“当时我们心中也确实没有底，只是为了摆脱贫困，不得已冒着坐牢的危险一搏了，没有小平同志，我们的命可能都没了，大包干也不可能推行得下去。”

    在另一位当事人严宏昌的家中，记者看到厅堂前摆着一幅用镜框裱装着的剪报，里面是1997年小平同志逝世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严宏昌以此表达他自己乃至全村人对小平的感念。他介绍说：“大包干”的第二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由22元猛增到400多元，全队粮食产量达13.2万斤，相当于1966年～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自1956年起23年未交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的小岗人，一下子向国家交售粮食2.5万斤。

    1980年5月31日，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的肯定，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大幕。此后，以小岗村“大包干”为原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试验被推向全国各地农村，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大潮。

    小岗村也在改革大潮中获得了发展，改变了命运。

    在上海闯荡多年的严余山，现为上海小岗人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小岗村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严余山的工贸公司为小岗村做了不少实事，解决了村里一批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在他看来，小岗村的发展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永远连在一起的：“按照我的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目标就是‘富民’。小岗进行的‘大包干’符合这个思路，因为饿肚子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致富仍是要坚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

    31岁的严德友是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他说：“从始至终，指引着小岗村发展的是邓小平理论，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探索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解决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问题。”去年，由小岗村、长江润发集团、滁州通力集团、滁州绿丰公司、张家港中兴房产联合投资3000万元的“小岗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正式挂牌运营，大大加强了村集体经济。

    谈起今后的计划，严德友踌躇满志：本届村委会的目标是实现小岗人的共同富裕，确保人均年收入年递增400元以上。采取的措施包括结合小岗的特点，大力发展优质葡萄、小香猪等高效种养业；利用好“小岗”品牌，吸引投资，加快小岗村办工业及集体经济发展。同时，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实施“凤还巢”战略，利用现在在外务工的50多名年轻人的人才、技术、资金优势，逐步摒弃一家一户式的生产经营方式，走农业生产集体化道路，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利用“小岗”品牌，开发旅游业和兴办生态观光农业。

    严德友欣喜地告诉记者，现在小岗村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万斤增加到120万斤，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22元增加到2100元；全村100余户建起了新房，人均住房20平方米以上，村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看到这些变化，我们每个小岗村人都不会忘记邓小平，不会忘记他搞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

    （编辑：林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