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战场溃败的原因复杂，但实质原因是统治集团腐败导致士气涣散
理论周刊：您如何解读国共两党的部队在抗战中的表现？
徐焰：战争中的较量，最重要的是武器操纵者的素质较量，这包括士气、技术水平的对比。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一役取胜，其余会战都以败退告终。国民政府将失败归咎于武器落后。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对豫湘桂进攻，竟然又让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沦陷了有6000万人口的地区。在战争胜利前夕正面战场又出现大溃败，不仅使反法西斯盟国感到惊讶，也受到国内人民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再也无法推诿于武器的原因而称“军纪、风纪”不振。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大部分军队（印缅远征军等少数部队除外）战斗力不强，除了武器系统性、标准性差之外，关键在于组织领导者腐朽昏聩，武器操纵者素质低。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才能，征兵又主要靠强抓壮丁，川、黔军的一些部队还是大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之糟不问可知。相比之下，日军士兵大多经受“武士道”熏陶和严酷训练，如战争初期和中期的步兵出征前至少要在各种条件下打靶耗弹数百发。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鬼子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目标，他们对兵器的操作、保养水平更是远优于国民党军。
同正面战场相比，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却能发展壮大，主要是依靠群众拥护和官兵英勇的奋斗精神。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八路军出师之初几乎没有火炮，在山西拾到阎锡山军丢弃的12门75毫米山炮才成立了仅有的一个炮兵团，因炮弹无来源只能在关键性战斗中偶尔使用。从1937年至1940年，国民党当局每年只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解放区的枪支弹药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名副其实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八路军、新四军靠人民支援和战场缴获不断发展壮大，至1945年夏发展到93万人，有37万支枪，在解放区还有装备简陋武器的220万民兵。
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抗战的艰难，特别表现为弹药奇缺。全民族抗战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平均每毙伤一敌消耗30发子弹、7枚手榴弹。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根据世界战场的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平均毙伤一名敌军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毙伤一名敌军平均需耗子弹5000发。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民党军统计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弹2359万枚。按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一书中统计，国民党战场共毙伤日军85万人（国民党军基本不同伪军作战），计算起来平均消耗子弹2010.6发、炮弹11.3发、手榴弹27.8枚才能毙伤一名日军。
国共两党部队在抗战中的表现如此不同，连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都盛赞共产党而一再斥责蒋介石集团无能，主张将援华武器一部分分配给“能打日本”的部队即八路军。1944年美军派到延安的观察组的报告，也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理论周刊：关于国共两党的武装在战场上的表现，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坐大”。您怎么看？
徐焰：国民党政府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坐大”，这种说法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并有外援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有雄厚的弹药补充，抗战时消耗子弹就达17亿发，有条件与日军打正规战。而在落后山村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没有外援，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平均一支步枪仅十几发子弹，只能用人民战争来对抗强敌。
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面对其后方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长期以其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的毒辣狡猾实行了“铁壁合围，捕捉奔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战术，还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和1942年间，敌后解放区人口曾降到5000万，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降到40万。在这种艰苦环境中，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得以坚持下来，并在1944年后再度迎来大发展。事实证明，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前面讲到，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最艰苦的敌后坚持抗战，靠的是人民拥护。当时国民党派到敌后的兵力远比共产党多，游击战却没有打成，其军队得不到人民支援，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扫荡”下，敌后国民党军倒真是陷入“游而不击”的状态之中，最后或逃回或投敌当了伪军。至1943年以后，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中就只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统天下。
抗战不仅赢得了民族独立，也通过改造旧社会，赢得了民主进步，中华民族复兴有希望了
理论周刊：抗战时期中共承担了民族解放和民主进步的双重任务。这种从民族解放到民主进步的革命的胜利，对中华民族复兴有何意义？
徐焰:抗日战争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从这个观点出发，从人民战争这方面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里。总的来说，在第二战线已经开辟，敌后战场不断扩大的同时，正面战场屡战屡败，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后方人民对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到底的能力，发生了从来未有的怀疑。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民心向上，国民党统治区独裁专制、贪污腐败横行，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工商界人士、民主党派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动摇。美国记者、大后方报纸记者，纷纷访问延安，乃至六参政员延安之行，都大大增加了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而把新中国的希望、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总之，抗战不仅赢得了民族独立，也通过改造旧社会，赢得了民主进步，中华民族复兴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