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有些事，是不容忘记的，尽管并非我们亲历，比如发生在70多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
八年的漫漫长夜、遥遥征程，作为中国沦陷时间最早、沦陷范围最广、战争创伤最深的省份之一，古老的浙江大地颤栗于隆隆的枪炮声中、燃烧于日本侵略军的“太阳”旗下。
暴行之下，浙江的英雄儿女发出“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的抗争誓言，与全国人民一起，用血肉铸成了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
回望过去，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可曾经的记忆却依然清晰。鲜血和泪水、不屈和抗争，展示着浙江人民绝不低头的个性，描绘出浙江抗日御侮历史的雄壮画卷。
为了再现那段血泪史，找寻历史的细节以备忘，浙江在线寻访浙江境内的抗战遗址，隔着时空，去抚摸战争的创伤，去书写英雄的故事，去记录那些故地和建筑承载的沉重记忆……
当时在杭州湖边村办公的三位国务委员
寻找浙江抗战记忆·瞻仰遗址⑦
杭州长生路见证中韩抗战 韩国国父感念浙江恩人忘死相助
(浙江在线记者/李鹏 首席编辑/赵洁)在杭州的众多名胜景点中，有一个地方不仅在韩国的知名度远超中国，甚至还是韩国历任驻上海总领事上任后的必访之地，它就是位于长生路55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
1932年4月，韩国抗日义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义举之后，日军在上海疯狂搜捕韩国抗日义士，一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转移杭州避难。这期间日军曾悬赏60万银元，要买后来成为韩国国父的金九的人头，危急时，浙江军民冒死保护金九和他的同志躲避搜捕。金九曾叮嘱后人，有机会一定要找到这些中国恩人，感谢他们的“忘死相助”。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浙江在线记者再次来到旧址纪念馆，试图通过采访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纪念中韩并肩抗战的历史。
韩国义士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杭
赢得日俄战争胜利的日本，在1910年吞并朝鲜，当时国号为“大韩帝国”的朝鲜沦为日本了的殖民地。韩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在韩国各地乃至中国、远东、美洲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复国运动。其中大批韩国抗日义士来到了中国上海，并在1919年4月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本的压迫和围剿加上内部的派系斗争，临时政府处于极为艰难的状况。“这个时候他们的经费十分匮乏，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政府要员有时要去菜场拾烂白菜叶子充饥”，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陈辉说。
这年4月29日，侵华日军竟然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天长节”。突然，一个韩国青年两手一挥，将两颗炸弹扔到检阅台上。一声巨响撼天动地，爆炸声中，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伤重而死，日本驻华公使、驻上海总领事、日军第九师团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等一批在沪的军政要员被炸伤。
这是日军侵略华期间，高级官员和将领集体死伤最多的一次，13年后的1945年9月2日，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政府签署向盟军投降书的日本外务大臣走路一瘸一拐，他就是在尹奉吉虹口义举中被炸伤一条腿的重光葵。
尹奉吉的义举正是金九直接策划的，这惊天的一声响，使得困难中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金九在中韩抗日义士中的威信大增，但也招致日军的疯狂报复和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军警特务到处在抓人，成立已经13年的临时政府再也无法在上海立足了，其中一批要员流亡到了浙江。
金九和尹奉吉合影
颠沛流离中在杭留下18处遗迹
没有浙江的这段经历，韩国历史可能改写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接待中心部长崔兰说，“如果没有在浙江的这段韩国临时政府历史，此后韩国的历史将要重写。”
金九等人在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国民党浙江主席褚辅成的帮助下，在嘉兴海盐等地避难，1932年5月，临时政府由国务委员金澈、车利锡、宋秉祚等人转移至杭州的清泰第二旅社，在32号房间设立了临时办公处。
4天后，时任财务部长的金九也到了杭州，住进了当时位于邮电路上的聚英旅社。之后两天，临时政府成员们在“办公处”开了国务会议。
“1932年6月经国民政府的介绍，临时政府办公处又迁到了长生路湖边村23号，就是现在纪念馆的这个位置”，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陈辉说，实际上，为了躲避日本侦探的跟踪，临时政府不停变换地点，“我们专门寻访过这些地点，加起来至少有18处，比如今天的思鑫坊、五福里等”。他们住过的所有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房间附近至少有3个门同时开着，万一遇到跟踪，马上可以转移”。
临时政府在杭州期间，得到了中国民众和政府的同情和支援。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浙江人陈果夫，还派部属萧铮专门到杭州帮助解决所需的各种问题，包括财政支持，为他们培养军事人才等。最高当局还从德国召回罗霞天等人回国秘密保护他们。
在浙江期间，临时政府经历了最艰苦的岁月，但也是韩国独立运动走出低潮，转入重振复兴阶段的转折期。1935年10月，就在5位国务委员弃职，临时政府面临解体时，金九等人在嘉兴南湖游艇上举行非常会议，使得情况转危为安。
“七·七事变”后临时政府又辗转多地，最后于1940年到达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后，主要成员回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