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３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汪金福、赵仁伟、侯大伟）２０１３年春天，中国两会释放出清晰的改革信号——

    ３月５日，政府工作报告继十八大报告之后再次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当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团审议时强调：改革“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３月１０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亮相……

    种种迹象，彰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决意披荆斩棘、深化改革的信念。出席会议的代表委员们认为，现阶段改革向纵深推进，既迫在眉睫，又步履艰难；惟其如此，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重点如何突破——一些曾经的改革受益者沦为阻力，冲破盘根错节的利益固化藩篱，考验勇气，更考验智慧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必须取得突破——共识形成多年，进展并不如意，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一是既有权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委员分析，同３０多年前普惠式改革相比，今天的改革面临的局面复杂得多：一些系统性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当初的一些改革受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已经沦为改革继续推进的阻力，要打破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必然困难重重。

    “在固化的利益格局里，权力异化是典型特征。”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代表说，本次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同步推进，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将该管的管好，将不该管的放下。

    成都市长葛红林代表说，受利益驱使，现在一些政府患了“多头症”：有问题时，多个监管部门相互扯皮，责任模糊；有利益时，大家一哄而上，杂乱无序。政府自身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所谓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无非是这些地方利益固化程度更为严重，对利益格局重新“洗牌”的难度更大。政府改革如此，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资源价格、财税体制等改革莫不如此。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代表专门做过统计，“目前在户籍上有６０多种城乡不平等的福利。”仅一项户籍制度改革，背后牵扯多少利益关系？

    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这种义无反顾、攻坚克难的信念，引起代表委员强烈共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说：“改革与危机赛跑，这并非危言耸听。当前只有通过改革攻坚化解深层次矛盾、创造新的制度红利，才能真正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需要更加坚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某些摇摆倾向值得警惕：一方面说要对既得利益格局、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强化垄断行业地位，强化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受到行政权力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下不了决心限制政府强势；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过大等引发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又没有足够的底气向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宣战等等。这些倾向不扭转，改革攻坚很难进展。

    路径怎样选择——总是用“新人新办法”势必影响社会公平，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协调，当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基准

    北京市民王洋自２０１１年北京摇号购车政策实施起就参与摇号，苦等两年多仍没“中签”。他说：“我认同政府限车的措施，但那些已经有好几辆车的家庭没有限制，我这样无车家庭却没法购车，这公平吗？”

    “现在一些改革久推不动或效果不佳，一个重要原因是只针对新增的改革对象，而无法触动早期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如果仅有增量改革回避存量改革，不仅无法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改革本身也容易陷入“路径依赖”，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无房户希望降低房价，但买了房子后就希望房价涨；没有户口时呼吁户口放开，一旦享受了城市福利后，就会对外来人员产生抵触情绪……处理不好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关系，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就会成为改革的阻力。

    迟福林委员认为，新时代深化改革的特点之一就是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的合理分配，又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对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平衡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的大局。

    “我们３０多年来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必须在探索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如果说以前的改革是先从增量改起，到了攻坚期，要改存量。”蔡继明代表说，勇气不是不顾各方面的意见，智慧在于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决策过程必须兼顾各方面利益，防止“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要用最小的妥协、忍让，换得改革最大的同情和支持。”

    只做增量改革，相对易于操作但有失公平；推进存量改革，阻力更大却利于形成共识。矛盾如何协调？路途如何选择？得失权衡、利害取舍，要靠真勇气和大智慧。

    “改革选择什么路途，必须首先考虑这种选择是不是保障了大多数人利益，是不是体现了社会公平，是不是推动了时代进步。”葛红林代表说，改革出现局部的、短期的阵痛并不可怕，但只要最终让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人民就能理解。

    动力来自哪里——一味依赖顶层设计或将贻误改革，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握手成拳”，才能聚合最大正能量

    ３０多年前，中国改革起步时，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当年的“单兵突进式”探索性改革如今已演变成“综合配套式”自主性改革，任何一项改革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再单纯靠“摸着石头过河”已然无法顺时应势，强化顶层设计成为越来越迫切的课题。

    在今年两会上，“顶层设计”成为热词被一次又一次提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委员透露，养老金双轨制问题正进行顶层设计；李大进代表建议，新型城镇化要在立法、规划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王长江委员呼吁，对上下级党委、政府关系的调整，应当纳入顶层设计范围……

    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通过顶层设计，对改革走向、改革重点、改革路径等进行统筹安排、科学谋划是必须的。“但是，过分依赖顶层设计只会延误改革。”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委员认为，改革本身是一个逐步摸索、逐步变迁的过程，顶层设计最多是个方向，下面必须因地制宜自主探索。

    代表委员们表示，解决好改革动力问题，必须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调动和整合全社会支持改革的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行之有效的改革，大多是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有机结合的产物。”迟福林委员认为，只有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包容失败，才是尊重规律、尊重实践。过去３０多年，正是因为经济特区争当改革的“先遣队”，一大批改革政策才得以在全国推广。

    蔡继明代表提出，目前许多基层改革试点制度上有创新和突破，但难免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冲突。这些改革探索一旦成熟推广，就需要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保障改革的正效应实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