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经济学者把脉“中国陷阱”

    新华网北京３月７日电（记者朱立毅、林晖）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过去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能给今天带来哪些启示？改革能否帮助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７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和李毅中等经济学者指点发展中的“高危因素”，把脉“中国陷阱”。

    增长依赖投资拉动，最大风险仍然是金融

    “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金融风险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长总是依赖投资的拉动。如果新的城镇化再走老路，全国一窝蜂式地花钱、盖楼，就会产生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大量债务。

    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关心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涉及金融风险。他说，重复建设就需要淘汰落后产能，但这会造成很多危害，首先带来的问题就是企业效益低下，支撑建设的贷款会出现风险。

    李毅中坦言，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是个不争的事实。业界认为，一般开工率在７５％以下就属于严重过剩，但我国的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开工率都不足７５％，更严重的是，光伏电池开工率仅５７％，多晶硅仅３５％。

    “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增长要有效率。”厉以宁说，如果投资过剩、产能过剩，增长没有效率，那么如何来偿还大量的贷款？地方政府的压力如何化解？

    厉以宁担心这些风险容易促成金融危机。一个银行倒了就拖垮一批银行，一家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就断了一整条资金链，造成大量企业之间相互欠债，“这是我们要防范的风险。”

    城镇化损害农民利益，社会难以保持安定

    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看来，以往的城镇化过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城镇化’这个词热起来之后，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陈锡文认为，以往的城镇化有一些突出的问题，除了大量资源能源损耗、耕地占用过多、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可持续发展难题外，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滞后。

    据介绍，与世纪之交的２０００年相比，１２年来我国增加了２．５亿的城镇常住人口，但他们绝大部分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陈锡文说，这些人在城市生活了多年，为当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身份问题，他们无法享受必要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