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梁赛玉 周舟）当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多方“两难”，中国再启机构改革，寄望以调整权力格局来释放更多增长空间。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傅莹４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和“系统性的”，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改革的思路”。而在今年的两会上，呼声已久的“大部制”改革即将揭开面纱。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将在政府和社会管理方面释放改革空间。”

    ２８日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政府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把归市场的还给市场。

    与经济领域的改革相比，机构改革将牵动诸多正在板结化的部门利益。此前中国经历了六次机构改革，用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的话讲，“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见证了史无前例的迅猛发展，吸引巨额投资的同时，也滋生了刘志军等官员的巨额腐败；另一方面，中国交通运输能力和服务水平又广受诟病。２０１３年春运期间，被戏称为“铁老大”的铁道部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专家直指“政企不分”为其满足市场需求的症结所在。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２月２８日主持中共中央民主协商会时说，必须深化已进行３０多年并取得重要成果的行政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中共十八大以来，李克强副总理在多个场合谈到“改革红利”，承诺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改革者要勇于与现有利益部门切割，“这种切割是很难的，再难也得切割，不切割没有出路。”

    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２年机构改革后，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曾一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然而，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国内资源的日益紧张令中国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特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中国正在经历旧经济模式向开启内需的新经济模式转变，这必须依赖制度和法治的改进加以实现。”

    莫于川说，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正是通过基础性的行政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动力。

    薛澜则认为改革的核心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手不光要从微观的市场中缩回去，还要承担起规范市场秩序的职能，真正实现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傅莹说，我们面临的挑战、面临的困难“非常严峻”，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