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安全感”缺失：中产阶层的困惑和焦虑

　　姚立新是北京市某高校2012年硕士毕业生，目前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从事新材料的研发工作。和众多“北漂族”一样，他每天上班要挤地铁，下了班就宅在家里玩网游，因为“外面的那些娱乐消费都太贵了”。

　　谈到自己的收入支配问题，姚立新说，自己就是给北京GDP“扯后腿”的，“除了日常开销，我基本没给GDP作什么贡献”。

　　他介绍说，自己每个月的平均税前收入约7200元，包括基础工资、职位工资和奖金。扣除五险一金800元及个税207元后，实发工资约6000元。在有些人看来，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一工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但除去各种开销后，他的积蓄不到工资的一半。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与一个同学合租一套房子，租金2000元；每个月基本伙食费和其他花销约1500元，加上交通费、手机费、上网费、水电费等开支600元，每个月的积蓄不足2000元。

　　姚立新说，生活在北京让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姚立新说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感受。家庭收入不断上升，消费能力却并未同步增长，投资理财之路崎岖难行、对未来生活充满焦虑不安……当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之时，很多人也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中产陷阱”。

　　由于需求结构不平衡，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中产陷阱”影响日益凸显。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年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上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专家指出，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

　　王一鸣分析说，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是陷入“中产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中产阶层的焦虑警示我们，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